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原名福春，改名雪峰，现代著名诗人、批评家、文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家。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参加晨光社，开始写作新诗。次年，与潘漠华、应修人和汪静之出版诗歌合集《湖畔》。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特别是苏俄文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一生翻译出版了十多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大量论文。曾在鲁迅大力支持下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29—1930年共出版9种，其中鲁迅译3种、冯雪峰译4种。1931—1933年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是党在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重要贡献。1933年12月调至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1936年4月作为中央特派员抵达上海，同年8月至1937年9月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1937年回故乡从事写作，1941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直至1942年11月下旬被营救出狱。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调入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平反并恢复名誉。

　　冯雪峰是现代著名诗人、批评家和文论家，被誉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三驾马车”之一。他还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大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一个用力最勤，收获颇富的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是一项极端危险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业。受到李大钊牺牲的刺激，冯雪峰于1927年6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前后，奉系军阀查封北新书局，冯雪峰因在该书局编辑部的一部译稿被搜去而遭遇危险。这部书稿收录的是苏联人写的几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扉页上写有“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然而，反动当局的查禁乃至生命受到威胁并没能阻止翻译者们“盗火”，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译介过来，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了一股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的热潮。在这当中，冯雪峰被认为是“第一个用力最勤，收获颇富的人”（陈早春：《在鲁迅旗帜下——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

　　冯雪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完全靠自学成为翻译家。1925年春，冯雪峰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自修日文。大约一年时间，即开始翻译散文、小说和理论文章。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的论述尚未得到很好整理，普列汉诺夫等俄国理论家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正统，而真正懂俄文的中国译者又十分少见。故而，日文翻译成为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渠道，像鲁迅、郭沫若和陈望道等许多重要译者，主要从日文转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1926年6月，冯雪峰公开发表了第一篇译作——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花子》。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苏俄文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的重要意义，并实际投入到译介工作中去：“在中国这类的著述却很少，这大约是因为中国研究文学的人懂得俄文直接研究者，是很孤单的几个人，而且研究材料也比较不易得的缘故。”鉴于“国内切愿知道新俄文艺的却不乏其人”，他决定从日语开始“做一点转运的工作，冀图将新俄艺术运动的方面，间接介绍一点给国人，并供研究者的参考”（《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译者序言》）。1926年11月，冯雪峰在《莽原》第21期发表了译自日本学者昇曙梦的论文《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几乎同时，他还在翻译昇曙梦的著作《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33年12月他被调往中央苏区工作，才告一段落。

　　冯雪峰翻译勤奋用功，态度谦逊严谨，成果斐然，他在许多地方都提到请教包括鲁迅和陈望道等在内的其他翻译家。然而，毕竟主要依靠日文转译，而且坚持“直译”，译文有一些地方难免晦涩难懂。冯雪峰找到机会就重订改译，如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于1937年重版时，“改译数处及更动字句颇多”。从整体上看，冯雪峰翻译的成绩是主要的。他选择翻译的理论家以及相应论题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大，超出了‘五四’以来到三十年代初的任何一个译者”（刘庆福：《应当高度评价冯雪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重大贡献》）。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雪峰全集》12卷，其中收录了翻译3卷，包括13部理论著作和大量散篇论文，除了少量文学作品以外，其余主要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大约有70万字。冯雪峰所译理论著作有昇曙梦《新俄文学的曙光期》（1927）、《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1927）、《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1927）、《新俄的文艺政策》（1928）、藏原惟人等著《枳花集》（1928）、卢那卡尔斯基（又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1929）、伏洛夫司基《作家论》（1929）、列宁《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1929）、蒲力汗诺夫（普列汉诺夫的异译）《艺术与社会生活》（1929）、梅林格《文学评论》（1929）、玛察《现代欧洲的艺术》（1930）、茀理契《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1930）、李卜克内希《艺术的研究》（1933）等。此外，他还翻译了马克思、列宁、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散篇文章20余篇。

　　冯雪峰的理论翻译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从以上名单能够看出，虽然玛察、茀理契和藏原惟人等一些理论家后来被左翼批评家认为有不少理论错误，但是并非一无可取，而且冯雪峰翻译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作家的著述，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如他节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冯雪峰译《论新兴文学》）就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家文献。马克思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论出版底自由与检阅》这两篇文章，更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由于冯雪峰勤奋而扎实的翻译，“而火归于人类了”（冯雪峰《普罗美修士片断》），他的翻译影响了一批作家和理论家。丁玲回忆说，“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了鲁迅和冯雪峰理论翻译的影响：“那个时候，胡也频比较用功地读了鲁迅、冯雪峰翻译的进步的文论丛书。他开始在变，而且比我变得快……他读这些理论书，一天天地往左走。我们去到济南以后，胡也频就成了一个红色的教员了。”文论家陈涌曾回忆说：“我的知道雪峰同志，是从年轻时候看到他翻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开始的。”不仅如此，“左联”是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艺组织，鲁迅认为“左联”能够成立，是“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上海文艺之一瞥》），而冯雪峰与鲁迅、瞿秋白等是最早一批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理论著述的人。

　　着眼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论建设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形象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应地，苏俄文艺也随之逐渐被介绍到了中国。例如，郑振铎翻译高尔基的文章《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介绍了苏俄的世界名著出版计划，瞿秋白《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热情地介绍了苏俄作家嘉里宁（今译“加里宁”）。不过，要说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苏俄文艺的人，非冯雪峰莫属。五四时期，我国共出版四种有关苏俄文艺的译著。直到大革命失败后，对苏俄文艺的译介才渐渐多起来。1927年上半年，冯雪峰出版了翻译自昇曙梦“新俄文艺论述”丛书中的三种著作，即《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此前，仅有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1925）（参见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附录有关索引）。昇曙梦1923年夏曾访问苏俄，是较早接触和了解苏俄情形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其介绍或者翻译的苏俄文艺著述有很多被译成中文，鲁迅、陈望道、许亦非、洪深、汪馥泉等都曾译过他的作品。昇曙梦有关苏俄文艺的著译是中国作家认知苏俄文艺的重要窗口，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史意义。冯雪峰翻译昇曙梦的著作，应该是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苏俄作家及其文艺思潮和文艺观点。

　　冯雪峰的苏俄文艺翻译对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作家施蛰存曾评价他是“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最后一个老朋友》）。不过，冯雪峰本人更在意的应该是理论翻译。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者非常多，瞿秋白、鲁迅和冯雪峰都是其中佼佼者。相较于瞿秋白和鲁迅的理论翻译，学术界对冯雪峰理论翻译的关注就少了很多。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雪峰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他是第一个有意识着眼于无产阶级理论建设的人”（陈早春：《在鲁迅旗帜下——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

　　冯雪峰是较早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的重要性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人。五四时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较少。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展开，一些批评家逐渐意识到了理论准备的不足，理论翻译已经成为迫切需求。“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曾热切地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文学的阶级性》），他表示自己是被“挤”着“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三闲集·序言》）。冯雪峰和鲁迅在这一点上存在共鸣。他1929年谈及理论翻译的迫切性时指出，对于现存的文学作家，也有人试以猛烈的批评——但有谁真正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吗？最要紧的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去照澈现存文学的一切。（《作家论·题引》）冯雪峰为此做了大量翻译工作，仅1929年他就出版译著6种（包括翻译的苏俄诗集《流冰》）、翻译论文7篇。他还劝说自己的朋友们“要出版些‘有意义’的书。他所谓‘有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其中之一”（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甚至可以认为，正是因为理论翻译，冯雪峰才与鲁迅结下最初友谊。1928年12月，冯雪峰由柔石陪同去见鲁迅，这次拜访正是为了请教理论翻译问题和商量编印“科学的文艺论丛书”。冯雪峰回忆说，此前鲁迅提到自己是“因为我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一本书”，“鲁迅先生也提到过我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翻译过日本昇曙梦著述的关于苏联的文学、演剧、跳舞等三种小册子的事情”。

　　冯雪峰还认识到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的重要性，做了不少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工作。冯雪峰与施蛰存、戴望舒、苏汶等作家相熟，他的思想影响到了这些后来被称为现代派的作家们。他们几位一起商量寻求鲁迅的支持，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丛书，随后就有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套丛书原计划出版12种，邀请到了鲁迅、夏衍、冯乃超、戴望舒、苏汶和刘呐鸥等担纲翻译。自1929年5月始，至1930年8月毕，该丛书实际出版9种。其中，鲁迅翻译了3种，冯雪峰翻译了4种。日本学者芦田肇比较了当时的几套马克思主义文论丛书之后认为，“从结构、内容的统一性来看，《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具有其他丛书不可比拟的丰富性”（《鲁迅、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1931年至1933年底，冯雪峰先后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是党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左联”和“社联”等党领导下的文化组织有意识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工作。“左联”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外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研究”为其任务之一；“社联”纲领则提出“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冯雪峰还在自己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上刊载大量理论译介文章，“这个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外国普罗文学名著的介绍是尽过力量的”（茅盾、鲁迅：《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

　　“当作一个纯粹的Bolsheviki”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外来思想，翻译是其在中国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是由中国革命形势所决定的。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冯雪峰曾追忆说，“这时期把在这以前在青年和先进的工农群众中激荡着的，对于革命理论，对于生活和现实社会及历史的理解等的思想问题和要求，正式作为主要的课题提到文化和文艺运动的日程上来了”。这段话同样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出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热潮的重要社会原因。谈到具体翻译，选择翻译哪些作品、如何翻译以及翻译水平等，都与译者直接相关。冯雪峰对翻译的认知大致有一个转变过程。在1927年译著《新俄文学的曙光期》的序言中，他仍说苏俄文坛曙光期“不失为特别有兴味的研究对象”。在1929年《作家论·题引》中，他则明确表示“那种学者的可厌的态度当然是可以抛弃的”。整体而言，冯雪峰的理论翻译基本上与革命文艺的发展同步，历史地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首先，冯雪峰特别强调翻译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特质。“革命文学”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让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周围的人们团结了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左联”，同时也暴露出左翼批评家理论准备的不足。虽然理论翻译几乎与此同时进行，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但也不免夹杂了一些“左”倾机械论的理论著述。冯雪峰的确翻译过托洛茨基、茀理契和玛察等的著述，但在翻译对象的选择方面他总体上比较谨慎，这与他强调理论家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特质有关。冯雪峰翻译出版过伏洛夫司基文学批评集《作家论》、梅林文学评论集《文学评论》，另外有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观，藏原惟人论法捷耶夫《溃灭》等作家论述。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是不够的，在《作家论·题引》中，冯雪峰进一步提出，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构成，并判断这种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是否真实，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特质。他借用茀理契的话评价伏洛夫司基“当作一个纯粹的Bolsheviki”。他介绍卢那卡尔斯基时，还特别强调其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实际的指导者”的身份，认为这是其“差不多底所有论文的一个特色”（《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译者附记》）。站在“实际的指导者”立场以及对“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的分析与把握，同样成为冯雪峰翻译和批评的显著特点。

　　其次，冯雪峰的理论翻译十分突出“追究艺术和文学的社会意义”（《现代欧洲的艺术·译者序记》）。如果说冯雪峰早期介绍苏俄新兴文艺部分是出于研究兴趣，那么之后的理论翻译则带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文学具有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之一。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对此不乏否定性意见。1929年，梁实秋公开宣称：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另外一些人并不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却对左翼批评家提出的“文学即宣传”等主张持异议。例如，胡秋原曾提出“或许问题不在忽视文艺之阶级性，而在误解文艺之阶级性”，在他看来，“不可将阶级性之反映看成简单之公式”（《关于文艺之阶级性》）。左翼作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梁实秋和胡秋原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和批评，而左翼作家所掌握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译介的影响。冯雪峰往往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那里寻求“权威”答案，“著者是有对于艺术的深刻明切的理解，并纯粹地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在短短几年间，他翻译了《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其问题》《艺术的研究》《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方面的相关文章，及时回答了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相关问题。冯雪峰希望自己的翻译能够“引起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兴味”，让读者能够“达到对于著者在篇末所说的‘只有将艺术科学放在社会与艺术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精密的科学’的一话的确信”（《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译者序志》）。

　　最后，冯雪峰高度重视对苏联文艺政策的译介。苏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文坛的实际情形及其文艺政策备受中国知识分子瞩目。1924年，任国桢即从俄文杂志中选译了论战三派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于次年出版。1925年6月，俄共中央以决议的形式发表《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冯雪峰和鲁迅又不约而同地从日文转译了各派意见及俄共中央决议。冯雪峰不只关注这份决议，事实上他还翻译了包括《巴黎公社底艺术政策》《苏联文化建设底五年计划》《共产学院文艺批评班本年度研究题目》等许多介绍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文章。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文艺制度，有作为沟通文艺和社会制度的政策性安排，即文艺政策。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公开宣称文学要为阶级和社会政治斗争服务。就此而言，冯雪峰重视翻译文艺政策，可以被理解为关心共产党在理论和社会实践层面如何安排文学以及文学家，他的翻译是向苏俄文艺政策寻找理论和政策依据，客观上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身份政治话语。“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创造社和太阳社等批判小资产阶级作家，要求他们“转换方向”，获取“无产阶级意识”等，背后即隐含向作家要求身份认同的思想。冯雪峰坦承受到过苏俄文艺政策的影响，故而他敢于批评创造社等的宗派主义，但也曾受到其中一些机械论观点的影响，如把鲁迅定义为“同路人”。尝试去定义鲁迅身份的做法，本身说明他在身份认同这一点上，与创造社批评家并没有本质差异，所以不难理解鲁迅疑心他是“创造社一派”（《回忆鲁迅》）。身份政治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特点。“左联”成立后，冯雪峰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文委书记等职务，他的苏俄文艺政策翻译对其个人文艺思想的发展，乃至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方面文艺政策的探索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学思想史论（1921—1949）”（21AZD1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