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留学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余岁学俄语，直到80岁还听广播学日语。他从事逾半个世纪的语言学学术工作，出版40多种学术专著，发表200多篇论文，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且具有开创性，为发展中国语言学事业和培养语言学人才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出版的重要学术专著包括，如改造传统音韵学、建立现代音韵学体系的《中国音韵学》，构建新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等语法著作，从语言学角度系统地研究汉语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汉语史稿》，我国第一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词文体的著作《汉语诗律学》，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中国语言学史》，以及他服务社会、科普学术的著名代表作《汉语讲话》；发表了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以及我国第一篇汉语语法史论文《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重要学术论文；此外，出版有《王力文集》（全20卷）。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的王力，面临着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和发展的四大基础问题：一是中国语言学及其发展以什么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二是中国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应由谁来领导？三是中国语言学及其学术话语权与西方语言学及其话语权的关系如何？四是中国语言学的治学方向是什么？
对此，王力以其毕生的研究实践和光耀后世的研究成果所作的回答是：一、中国语言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哲学指导。二、中国语言学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中，实现自己的最大学术价值。三、中国语言学不能照搬西方语言学，不做西方语言学的附庸，而要有批判地借鉴，要剔除其形而上学的部分，创立有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语言学。四、中国语言学的治学方向只有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才有坚实的基础、真正的价值和长远的未来，不搞所谓“纯学术”。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王力文章和著作的风格之一，就是常常引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话。例如，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的第一节（第1—4页）中，就多处引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包括直接引述列宁的有关论述：“列宁教导我们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上的联系，而要对于每一问题都根据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出来，以及它在发展中经过了怎样一些主要阶段的情形去观察，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情形去观察究竟这个现象现在成了什么。’”直接或间接引述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篇马列主义的语言学重要指导性文献中的有关论述：“语言的发展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根据斯大林关于语言发展的理论，语言各个构成部分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语言的词汇变化得最快，它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语法结构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柢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他还直接引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表明王力先生主动响应号召，潜心而切实地认真学习、搞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学术研究。
在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时，他曾提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让他懂得了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要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种种发展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让他懂得了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说明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并根据该现象的发展情形去观察它现在变成了什么。他感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他50岁以后的语言学研究帮助很大。例如，《汉语史稿》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正是王力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过程，也因此令这部专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光辉。同时，也标志着他在治学方法论上的一次飞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汉语史”学科。这部专著是我国乃至世界汉语研究领域中从语言学角度系统地研究汉语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在王力的其他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区别共性与特性、本质与现象、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例证。
王力不仅在自己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在公开场合发言或文章中呼吁学好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语言学研究。他曾在《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在山东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一文中指出，马列主义可以纠正语言研究方法上的错误，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最重要的是要讲究科学方法，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学习科学方法，是一生受用不尽的。他还经常以自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收获，向学生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希望学生也能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用以指导他们自己的论文写作和科研工作。他对学生指出，如果不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就不能对问题做出正确的、科学的、经得起拷问的结论。
王力的语言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很多学者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指导，经常在自己文章或著作中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而且以经典作家著作的语言文字为楷模。例如，他在讨论汉语规范化工作重要性时，曾反复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修养以及语言社会性的重视。他直接引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经典原话（分别为“语言是思想底直接现实”及“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同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向要求语言能充分表达思想，要求文章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无一不是字斟句酌，在语言运用上达到至纯至精的，是我们行文说话的楷模。古有“不学诗（经），无以言”之叹，今有“不学‘马’（马恩列斯毛）也无以‘研’”之感。
由此可见，王力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表面上和形式上，不是使对马恩列斯毛原著的学习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形成两张皮，而是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时候精心研读和细心领会马恩列斯毛经典原著之要义，善于把其中的重要论述和研究方法与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论断和思想，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成为马恩列斯毛思想在自己的语言学具体领域鲜活而生动的体现，使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自己的研究工作相互映衬，使自己的语言学研究工作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经得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的拷问，经得起阶级立场的拷问。这便使自己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历经多年在国内外都叫得响、过得硬、影响深远，而不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马列主义思想对于王力语言学研究的指导性和重要性，也正如他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第一节中所提到的：“一切科学都要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因此汉语史也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基础上。那已经不是科学间的联系问题，而是汉语史这一科学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问题了。
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
王力的语言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出的辉煌成就和重要贡献，不是关起门自创出来的，而是在党的正确领导、教育和关怀下进行的，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对王力是信任的、关怀的，对他的学术成就是充分肯定的，对他对于国家建设发展的意见是重视的。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不久，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王力在博白李氏开国校教书时的学生朱光琛）随即以市政府领导兼学生的身份拜会王力，就新中国建设前景、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与王力进行交谈，倾听他的想法和要求，并代表广州市委和市政府邀请王力担任广州市的人民代表，希望他能团结专家、学者和教授通力协作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1950年，王力又担任广东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当选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委员。之后，又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语言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此外，王力还出席全国政协五届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开幕式等重要会议。1980年8月，恰逢王力80寿辰和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为表彰王力50年来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字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由语文学界发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学者和专家们纷纷发言，高度评价了王力对语言学研究和文字改革事业的贡献。
王力在党的领导下，以其学术成就积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中国语言学事业和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改革普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力对党一向忠诚，始终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发展中国语言学事业等工作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他与闻一多曾有过长谈，话题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到共产党的政治清明。那是王力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从此，他懂得了一个道理：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1948年春，广州《中山日报》刊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反共宣传会议纪要，其中一条决议是让王力担任翻译法国反共文章的负责人。王力事前毫无所知，见报后亲临中山日报社提出质问和抗议。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社会的变革，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王力本着“向君学得新三省，不满今吾薄故吾”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王力主持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工作，成立了国内大学第一个中国语言学系，培养了一批语言学的专门人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离开广州到北京大学任教直至逝世前的32年时间里，王力更是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各项语言学发展事业中，以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比如培养汉语史方面的语言学人才以及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等与文字改革相关的工作。其中，“文革”结束后，为了把十年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王力更是加倍地努力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邀约都欣然接受，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认真作答。
王力能够经得住党在曲折历史时期的特殊考验。他不仅能在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时期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能在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期，仍信仰坚定、信念牢固、反躬自省，继续听党话跟党走，接受党的特殊考验。例如，他即使遭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也老老实实地参加劳动，积极接受改造，对党始终是忠诚的，对党的感情始终是挚诚的，他曾经对他的儿子说过“只要对党忠诚，一切毁誉也可以不计”这样的话。这一时期，他仍坚定理想信念，为党的事业勤恳工作、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结束白天的劳作之余，他会在夜深人静时，重新梳理学术资料，并完成了《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两本书稿。这可是在“三无”即无项目无经费无物质待遇和奖励的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
集基础原创和中国气派为一体
王力在语言学领域提出了新观点、构建了新理论，由此一举构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汉语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王力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和汉语史等多个语言学领域都出版或发表了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构建了在国内外语言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935年，王力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富有基础创见性的开山之作。其中，《中国音韵学》是王力的第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把传统音韵学改造成了符合现代语言学原理的现代语言科学。《中国文法学初探》旗帜鲜明地反对在研究汉语语法中生搬硬套西语语法的做法，提出了要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与世界诸族语法特别是西洋语法相异之点，以建立起汉语语法的体系这一富有开创性的见解。《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汉语语法问题，是我国第一篇汉语语法史的论文。20世纪40年代，他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纲要》三部专著，突破了之前许多语言学家因袭《马氏文通》用西语为比附的方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在汉语语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46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47年春，《汉语诗律学》完稿，这是我国第一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词文体的著作，开创了“诗词格律学”。1957年，王力不仅在北京大学培养出我国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而且完成了《汉语史稿》的编写任务。《汉语史稿》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历史，是我国汉语研究领域中从语言学角度系统地研究汉语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1959年，王力在北京大学担任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负责人，把古代汉语分为文选、常用词、通论三部分编写成一部《古代汉语讲义》，创建了古代汉语教材的新体系。之后，王力又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语言学史的讲义整理成《中国语言学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著作，建立了研究语言学史的新体系。由此在国际语言学领域构建了中国气派的汉语语言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王力以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世界上的汉学家几乎没有没读过王力著作的。他的不少著作被翻译成日文、法文、捷克文、俄文和英文，传至海外。一些国家还把他的专著作为汉学的教材。他的《汉语诗律学》被美国列入汉语研究生的必读书，《汉语语法纲要》被苏联定为大学的汉语教材，还有些国家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基础教科书。王力还先后赴波兰、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等地讲学。1957年冬，王力应邀前往波兰讲学，主要讲授汉语语法，为波兰培养汉语人才。1980年12月，在香港讲学期间，他访问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等学术教育单位，做了题为“汉语发展史鸟瞰”“关于汉语语法体系的一些问题”“粤语方言与普通话”等学术讲演，加强了内地和香港的学术交流，也对香港语文学界的团结起到了促进作用。王力刚从香港讲学回到北京就应邀访问日本。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受到了日本学术界非常热烈的欢迎，先后访问了日中学院、东京大学、大阪外国语学院等地，做了“《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和“中国语法学的发展”等学术讲演，获得了日本学者非常高的评价。由此在国际语言学领域构建了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为当代中国语言学指明方向
王力治学，不是搞与国家人民和社会无关痛痒的“纯学术”，而是坚持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学术方向，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方向，把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人民和社会。王力的语言学研究和实践始终是与国家建设需要相关的。中国语言学源远流长，但是传统语言学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就汉语语法而言，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但这本专著是借鉴拉丁文的语法来研究古代汉语，免不了有削足适履、曲为比附的地方。而此后三四十年的语法著作，都承用《马氏文通》的系统，而忽视汉语的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力留学法国，用系统学得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的语言学分析工具，去分析汉语的语言现象。在法国一完成学业，王力就回到祖国，以实现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的夙愿。回国后，王力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开创性的著作和论文，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由于国家培养语言学人才尤其是汉语史语言学人才的需要，王力离开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工作，开设了“汉语史”这一从未有人开设过甚至没人考虑过的新课程，撰写出版了《汉语史稿》，并创建了“汉语史”这门新学科。随着《汉语史稿》的完成，王力又继续致力于文字改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在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王力的语言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和批评继承性，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上具体而生动的运用和体现，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语言学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王力治学，既博采众长，又不人云亦云，尤其不盲从西方对汉语的成见，敢于从汉语的实际特点出发，大胆挑战西方基础学术权威，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作出奠基性、开创性的思想贡献。王力在治学上求新又务实。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文法》。因时间关系，只写了头两章《总略》和《词之分类》后，就送给梁启超和赵元任两位指导老师看。两位老师的评语很不一样，梁启超的评语全是表扬，肯定了论文的创新精神；而赵元任的批语全是批评，指出了论文中论据及论证的不确之处。这两种不同的批语，让王力懂得了在治学上既要有求新的精神也要有务实的态度。此后，王力的语言学研究就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治学精神。他开创了多种新的汉语语言学科体系，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在研究和写作时使用材料十分慎重，例如在上古音的研究中，一字之争，关系极大。对于无准确材料判断时代的字，他总是宁缺毋滥，从不含糊。他在从事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区别本质和现象，力求做到接触语言现象的真实。他也经常教导学生，不要只满足于掌握了老师传授的知识，更要注重掌握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学问，才能创新，才能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