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不仅出法律人才，还出诗人。如果想当诗人，可以报中文系，除此之外，法学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海子、泰戈尔都出自法学院，“诗人都不会赞美法律，因为诗人都是法学院逃逸出去的学生。”拉德布鲁赫如是说。

　　不同的气质

　　毛姆是律师的儿子，但幼年即为孤儿。毛姆不朽的名篇有《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等，月亮与六便士似乎刚好可以对应上诗歌与法律的关系，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的徘徊，也正是人性的枷锁。我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这是月亮；法外狂徒张三，鸡零狗碎李四，这是六便士。

　　诗人的世界纯粹，乐得纯粹（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苦得纯粹（晓风干，泪痕残），孤独得更纯粹（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诗人任由情绪的流淌，诗就是情绪的流动。法律人的世界总有一地鸡毛，有药家鑫杀人案的血腥，有妻子是否要承担前夫债务的问题，还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搞笑，更有“我不是药神”的不堪，法律人总想着理性为自然立法，法律就是行走的理性。诗和法律难道不是世界两极？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的金庸，怎么就想着成为笑傲江湖的射雕英雄呢？这就是法学博士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律师的双城记？

　　写诗的技巧也许可以培养，但我们很难说诗人的气质来自何处。我们更不明白的是，巴尔扎克和格林兄弟，因为何种情愫选择了法学院。为什么会有诗，为什么会有现代诗，为什么会有先锋派的诗，那都是情绪到达极致状态的产物，任何阻遏情绪流动的表达，都要退却。诗，尤其是先锋派的诗，先是摆脱语法的束缚，有人调侃海子的诗是“病句撞大运”；之后是摆脱文字的羁绊，意象入诗。规整的法条，体系化的教义，再加上“零度修辞”，法学院几乎没有给情绪留下空间。自带诗人气质的法学院学生逃逸，也就不奇怪了。

　　相同的关怀

　　自带诗人气质的法学院学生逃离法学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逃逸出去的学生，为什么在诗界还能声名鹊起？有诗人气质和成为诗人之间，至少间隔京剧票友和梅兰芳的距离。法学院老师并不教学生写诗，他们念兹在兹的是逻辑，是体系化，是解释。这些自带诗人气质、逃离法学院的学生，在哪里学会了写诗呢？

　　当然是在法学院学的——功夫在诗外，在法律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法律可以是诗，“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诗也可以是法律，《诗经》既是诗，也是“经”，包含祭祀、劳作和伦理的一系列规范，是那个时代的法律大全。自带诗人气质的法学院学生，在法律的浸染中，才华找到迸发的管道，在看似枯燥的法律世界里，学会了写诗，“找那不可能的东西，绝望中练一身技艺”。法律的表达可以很诗性，《汉谟拉比法典》便是用了诗性的语言，几乎就是一首赞美诗；法律人可以很诗意，对意象的使用可以出神入化。霍布斯用利维坦比喻国家，用人的器官比喻国家的组织：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力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他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出身于律师家庭、年轻时读法律的马克思，用极简的语词描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上徘徊，预告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样态。萨维尼所谓法律关系的本座，德国法上征收和补偿的“唇齿关系”，这种意象的使用几乎可以说出神入化。诗歌的铺陈也可以很法律，选修过国际法的诗人纪伯伦“曾七次鄙视过自己的灵魂”，表述特别法律，一点不跳跃，“第一次，当它本可进取时，却故作谦卑；第二次，当它在空虚时，用爱欲来填充；第三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第四次，它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第五次，它自由软弱，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第六次，当它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时，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第七次，它唱起颂歌，却自诩为是一种美德”。像不像法院的判决书？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丝毫不乱；从最开始的不思进取，到最后的不知悔改，环环相扣，就差最后一段“判决如下”了。

　　法律和诗歌都内含向死而生的智慧。法律和诗歌都关注世界悲催的一面，也都告诉人们未来可期。世界很美好，阳光很灿烂，这是人类生活的主色调。但这世界总有阳光无法直射的阴暗，诗人总有文字无法表达的忧伤。法律为了制度的安全，“无赖假设”充斥其中，犯罪要惩治，但国家的刑罚权又不能沦为严苛；悲剧是诗歌的王者，死亡即上帝，“为什么一个人总有一条通往地下再不回头的路，为什么一支旧歌总守望故土落日捆住的地方”。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法律人相信人性尊严，相信人类可以经由法治驾驭人性中的自私和恣意，相信我们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世界；诗人经历“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仍然“用凝霜的枯藤”或者“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法律与诗歌，都无相无住。法律和诗歌，给人的感觉是都不容易看懂，不容易看懂的情形稍有区别：法律，好像看懂了，其实没看懂；诗歌，好像看不懂，确实也没看懂。法律是一套编码，法外狂徒张三就是一个符号，不指向任何特定的人。马克思在评论林木盗窃案时说道，“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法条里的每个字都认识，法律也不允许出现生僻字，但到底什么是地上权，什么是合宪性审查，只有经由解释，结合具体的案例，读者才能有所感。当然，遭遇具体的疑难案件，可能又会茫然。诗歌看似充斥各种山、水、鱼筐、亚洲铜等意象，让人感受情绪的流淌，但如果一枝一叶不关情，诗歌何以入心？徐志摩与人偶然“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让人在惆怅中温暖，但如果“天空里的一片云”，仅仅是“偶尔投影在你（徐志摩）的波心”，让读者何以共鸣？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初看诗歌，读者往往一头雾水，到底想说啥？“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太老”，就不能说明白点吗？只有进入诗人的情绪流，不问是什么，只问体会到什么，就读懂了诗。如果体会不到，就确实没看懂。用理解法律的路数——“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不是就理解了诗歌超越具象的情绪的波澜？

　　暇日无民讼 芳时有酒携

　　一生呼唤平等的诗人雪莱，高呼“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承认的立法者”，看看，当了诗人，其实还是法律人。只是诗人有自己理想的律法，法律人研究的是现时的律法。“暇日无民讼，芳时有酒携”，是因为法律已渗透到世道人心。没有法律人对法律细致缜密的适用，没有法律逻格斯的照护，经验世界如何有序？我们可以清高地“耻言法律羞兵戎”，但没有“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理想的律法不可能从天而降。读文学和艺术的卡夫卡，不是改学了法律吗？理想的律法也是从现实的律法迭代升级而来的。

　　诗人和法律人，其实摹写的是同一个母本；法律和诗歌，本就孪生。逃逸出法学院的诗人，其实从来就没有出过法学院。法学院，仍然在源源不断出诗人，好多诗人在法学院，也写出了好诗，法学院也开出了一门课，叫“法律与文学”。而且，“诗人不会赞美法律”的铁律已经被打破。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