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起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研究，都离不开出土量最大的手工业品——陶器的支撑。

　　技术分析是研究新路径 

　　陶器是土、水、木、火等在人的作用下的产物，作为手工业经济的重要内容，从纵向看，可以分为生产、分配、消费和废弃环节。这些环节正是自然界和人类文化系统产生动态联系的过程，每个环节都蕴含着陶器在人地关系、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含义。生产环节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工艺技能的传承、生产组织的变动等；分配环节体现出分配方式、产品的流通路径等；消费环节反映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和不同器物的特殊功能和含义。从横向看，陶器之于人是通过炊煮、储存等功能满足生存需求；之于社会是通过买卖、馈赠、占有等调节社会关系；之于精神领域则是通过装饰、造型及特殊场合的使用传达审美情趣和信仰理念。综合这两方面因素，笔者认为将陶器放在环境、聚落的视角下考量，在历时性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分析，是解读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陶器是最丰富的古代遗存，但目前以基础性研究为主，如对形态、纹饰等进行类型学的对比分析，或对其工艺和功能进行主观性判定。陶器作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综合作用下的重要产物，蕴含着不可替代的古代社会多层次的丰富信息。因此，陶器不仅是文化断代的指示物，更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显示器，是我们解读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最优途径之一。因此，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技术分析手段是21世纪陶器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学科结合拓展陶器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在陶器考古中，笔者认为应该从工艺和技术、产地与流通、功能与意义三个角度展开探索。

　　有关陶器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从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之日起，一直到现在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21世纪之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传统考古学的肉眼观察、统计和模拟实验方法，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广泛的制陶工艺民族学调查。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奠定了对我国陶器工艺技术发展史的认识框架，对后续的具体案例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1世纪以来，陶器考古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科技分析技术的作用，为深化对不同时空环境下制陶工艺技术的具体认识，化学成分分析、岩相学分析、医学成像分析、指纹分析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到古代陶器的工艺技术分析研究中，获得了传统考古学无法获取的证据，极大地拓展了古代中国工艺技术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陶器的产地和来源研究，是建构陶器本体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传统考古学主要依据类型学分析，根据本文化区陶器类型的“富集”原则来推测陶器的大致来源。随着各种科技分析手段的介入，我们可以根据大量陶器的化学成分组合特征区分出单个遗址、文化区域的陶器成分组合模式，从而对不同遗址出土的各类陶器进行产地判别；也可以借用岩相切片观察陶器中的矿物和岩屑类型，并根据遗址周边地质环境分布特征来判断陶器的具体产地；还可以通过对比陶器和不同遗址周边岩石中的同位素含量，圈定陶器的大致来源。在陶器产地归属问题明确之后，就可以根据各个遗址中出土的不同类型的陶器来源，来进一步探讨陶器流通背后的社会关系问题。

　　作为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之一，陶器的流通背后反映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如根据产品流通的距离、规模、流通主体的身份等因素，可以具体分析陶器流通的细节问题，如陶器流通是小范围的物品交换行为，还是跨区域、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是同级人员之间的物品馈赠之举，还是不同层级间的贡纳关系？流通的线路是“两点一线”式的直达模式，还是要经过特定产品疏散的中间据点？流通的方向是同级聚落之间，还是次级聚落与高级聚落之间？流通的产品是日用陶器，还是品质上乘、礼制含义丰富的贵重产品？如此等等的问题，从不同层面牵扯着古代社会混杂交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网络。由此，对陶器流通问题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地要将传统的考古学分析方法与地学、化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古文献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从多学科合作的角度为陶器手工业经济及其反映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在陶器的使用功能研究方面，传统考古学侧重于结合陶器出土环境，从类型学中的陶器大类（炊器、盛器等）等方面对不同种类的器物功能进行宏观的推测，基本形成了对不同类型陶器功能的初步认识。当前在同位素、脂肪酸、古蛋白质等化学、生物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对不同陶器的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形成了对古代社会人们日常饮食结构、祭祀礼仪、人群和文化传播的新认识，刷新着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区域风格的理解。

　　支撑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在我国一万余年的陶器发展史中，从烧成温度低、器类简单的纯手制陶器逐渐演变到高温烧制、器类繁杂且以轮制陶为主的陶器。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陶器的产地和流通也由就地取材、分散化生产，过渡到原料精选深加工，在聚落乃至区域集中化、规模化生产，产品出现区域流通乃至跨区域远距离交流现象。在使用方面，从陶器产生之初单纯的炊煮功能逐渐衍生出祭祀礼器、宴享用品、随葬明器和生产工具、建筑材料等类型。在技术更新、产品扩散和用途拓展的漫长过程中，陶器时刻牵连着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交织而成的庞大社会网络。因此，对这种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使用功能多样的历史遗存的深入解读，是我们当前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特质和历史发展形态的有效途径。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国的陶器考古研究成果丰硕，但陶器技术层面的具体分析有待深化，产地和流通问题的研究尚不系统，陶器功能问题的科技分析研究刚刚起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因此，努力推进新时期陶器考古研究，既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能够为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支撑。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