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与汇报会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科迅速发展，众多学术与工作会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的中国考古学会和全国考古发掘汇报会，对我的业务工作成长帮助很大。

　　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会是我国考古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从成立大会到第十届年会，我共参加了五届，提交过五篇论文，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于1979年春在西安举行，四川省安排沈仲常先生和我去参会。沈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的老前辈，是学会成立的发起者之一。我当时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第一步就跨进了考古学界的最高殿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事前我既不知情，又未准备论文，只有专心地听会，认真地参观，努力去了解国内的学术动态。

　　成立仪式完成后，进行了学术交流，参观了兵马俑、法门寺、西安碑林、半坡遗址等重要遗址古迹，收获丰硕。会议期间，我也在仔细地观察学习老一辈学者的学识与风范，很多先生都成为了自己学习的典范，其中石兴邦、樊锦诗等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我们到西安的第一天晚上，石兴邦先生就作为东道主在西安饭庄设宴招待老友，我有机会陪同沈仲常先生一起前往。我看到这位主持了著名的半坡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朴实可亲得就像一个家长和老农，他热情地为我们介绍本地的各种情况。在参观半坡遗址时，他还为我们进行讲解，回答问题。石先生在考古学界口碑极佳，使我肃然起敬，也成为了我一生的良师益友。2022年10月21日，这位百岁老人平静地仙逝，全国的考古学人无不感到悲痛。

　　会后，我和沈仲常先生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汪宁生先生一起去西北考察。在柳圆火车站下车后，我们与常书鸿先生会合，一起乘专车前往敦煌。到了敦煌的第一天，我们就到常先生低矮的土房中去拜访，感受颇深。当时，已经在敦煌负责日常工作的樊锦诗老师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接近”。直到第二天，汪宁生先生拿出来她爱人彭金章老师的私人“介绍信”，知道了汪先生和我是她北大的“师兄师弟”之后，樊锦诗老师顿时亲热起来，一连两天陪我们参观各类洞窟，讲解壁画塑像，畅谈同学友情。

　　她比我早四年从北大毕业，当时在敦煌已整整十五年，并深深地融入了敦煌研究事业之中，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敬佩。汪宁生先生还半开玩笑地说：“看来彭老师只有从武汉大学调过来才行了。”果不其然，彭金章老师后来不但去了敦煌，他们夫妻二人还在敦煌奋战了一生、坚守了一生，共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由于我第一次参加考古学年会事前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提交论文，于是后几届年会，我就没有再去参加，而是认真准备并提交了三篇论文，力求跟上国内考古学发展的步伐。

　　我首先参照会上印发的论文，根据各次年会的议题，试写了《四川原始文化类型初探》和《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两篇文章，虽然很不成熟，但也是个新的尝试，被收入第三届和第四届年会的文集中。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在郑州召开第五届年会，明确以古城考古为主题，我与陈显双等人根据近年在荥经的工作成果，认真准备了《“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再次被收入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

　　1986年夏天，三星堆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发现后不久，9月份在沈阳召开了第六届中国考古学年会。我们单位的几位领导都受邀参加，在会上报告了三星堆的最新考古发现，受到了大家的重视。苏秉琦先生在总结大会上激动地说：“应从它可能是蜀中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探索研究，其意义、工作方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这次四川的同志带来了好消息，他们的最新发现，当然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我们的学科加快了前进步伐的又一个例子。”

　　经过几年准备，在1991年呼和浩特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考古学年会上，我提交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提出了古蜀文明具有祭祀活动治国、多元文化融合、造型艺术发达等三个特点，又把本地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得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的初步结论，受到学界的重视。李学勤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吸收我参加了由他主持的国家重点图书《早期中国文明》的编写工作，指导我撰写了60万字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这本书也成为了我个人的学术代表作。

　　1999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十届考古学年会上，我又把其中的主要观点概括成《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探索》一文，在国内外进行了多次交流。可以说，我的主要学术成果，都与这20年间中国考古学会的主要研究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进入21世纪，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高速发展，各种专题学术会普遍展开，中国考古学会也陆续下设了十多个专业委员会。2016年，在郑州举行了第一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正式取代了原有综合性的中国考古学年会。2018年，又在成都举行了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学会已经分为了16个专业委员会，进行细致的研讨。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一些新想法，并陆续写成了一组文章。

　　中国考古学大会的举办、“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点课题的全面开展，标志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