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读书记忆

　　我是“五〇后”，我们出生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都相对匮乏的时代。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从事理工科专业工作，皆家世业勤，非书香门第。但幸运的是，家里原先还是有些藏书的，这可能和我父亲曾在步校担任过理论教员，同时也喜欢书法翰墨有关。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家人聚少离多，全家团聚较多的时间，是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记得那时家人在一起，经常会以朗读文学作品为娱乐。我妈曾挑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中一些有趣的章节，绘声绘色地念给我们听，勾起我们对书中故事的浓厚兴趣，以至于顾不上自己还认不了几个繁体字，就抢着要拿原书来先睹为快。

　　除这些书之外，父母也为我们买了全套《十万个为什么》等适合小孩子看的科普读物。不过受时代影响，父母教育子女的观念仍比较保守，像《红楼梦》这类当时被认为是“少儿不宜”的书，就被父母藏在壁橱里，还上了锁。后来，我们趁大人不备，悄悄把书偷出来躲在被窝里看，终于有一天被我妈发现了。从小我妈对我们管得很严，我以为这事会受到她的严厉责骂和处罚，没想到她只随意地说了我几句，事情就过去了，想必她并不认为我们偷读《红楼梦》是一件严重的错事吧。这些与亲情联系在一起的读书记忆，对我这一辈子的人生追求与选择，还是有点潜移默化影响的。

　　1966年以后，家里的书大部分都不见了，硕果仅存的几本后来辗转到我这里，现在书架上还有一部作家出版社1953年繁体竖排版《红楼梦》，三册定价40000元（按人民币旧币和新币的比值，相当于4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新注唐诗三百首》，定价0.55元。虽然书很寻常，但作为父母的遗物，却是我的珍藏。

　　少年坎坷读书梦

　　1966年，我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过了一两年，中小学陆续复课，当时叫作“复课闹革命”，在校主要是学工学农，开展“革命大批判”之类。1969年小学“毕业”，我们又在原小学的戴帽初中班待了一年，下一学年又被整班派发到市里一所非常差的中学。

　　我在这所中学待了三个月，因为无书可读，辍学去到秦巴山深处的一家野战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兵。医院位于当时正紧张施工的襄渝线中段，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自盖的干打垒黄土房，吃的蔬菜是在山上开荒种的，病房也是自己搭建的板房。能够阅读的书籍基本上就是各种宣传材料，就连工作必需的《卫生员手册》《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等专业书，读时都得小心翼翼。

　　地处深山，在知识饥渴之下，为了找点可读之物，我也是想尽了办法。我从汽车班借到过一本厚厚的《汽车驾驶员手册》，里面讲的那些汽车机械原理，虽然非常枯燥，完全不懂，但也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看完了。有段时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几本很残破的《中华活页文选》，里面选的都是传世的古文篇章，还有相当详尽的注释，简直是如获至宝，虽然看得吃力，仍然津津有味。后来还曾找到一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的鬼狐故事非常诱人，虽然是文言文，也硬读下来，我的古文基础应该就是这样打下的。

　　1972年起，允许阅读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毛选之外，也开始号召读马列，特别开列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六种经典，鲁迅的杂文、范文澜的通史等也在准许之列。之后又出版了一些法家学派或人物的著作，还有一些供批判的儒家经典。1973年以后，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费克里的《埃及古代史》等世界史书籍。以我的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书自然都是很难理解的，不过仍然生吞活剥地去读。印象最深的一部书是明代李贽的《藏书》，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基本上是一部二十二史的摘要本，另加李贽的批注。我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把这部大书啃完了。

　　一个人从十几岁到二十岁，正是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的年龄，但即便有强烈的学习愿望，身处那个时代，求学深造完全渺不可及。当时，大学已开始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平日里，我承担的工作非常艰苦繁重，整天忙累，也几乎无暇他想。但偶当夜深人静，念及将来，内心仍难免惶恐茫然，怕人生最好的光阴就这样蹉跎了。1988年，我曾作《偶忆》二首回忆往事，其中有“时光唯见芳菲尽，折遍江梅白雪枝”两句，正是当时苦闷心情的写照。

　　难忘求学时光

　　1977年我退伍回成都，到一家市级医院当护士，虽然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专业上也能学到一点东西，不过心里还是希望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半年之后，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最初的愿望是报考医学院，可是基础太差，整个中学的数理化基本没学过，东鳞西爪补了一点课，全无系统，不得已改报了文科。

　　1977年底的高考，记得文科是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4门。数学虽然在考前恶补，用掉了复习的大部分时间，最后的结果却是惨不忍睹，估计得分不会超过个位数（至今不知）。其他几门就主要靠那些年胡乱看书的积累，加之出题相对简单，大体都能答上一些，算是正常发挥。考试结束后，自忖实际水平不过如此，离考上大学恐怕有一定差距，但毕竟努力过，成败就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命运眷顾，最终收到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

　　那时的校园，令人颇为怀念。“七七级”是一个思想活跃、很有家国情怀的群体，读书深造是许多人多年的梦想，一旦梦想成真，大家都很真诚地发奋努力，追求理想。这种理想不仅跟个人的前途有关，同时也和国家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紧迫感，刻苦读书是普遍风气，并非只是因为课程的要求或者考试的压力，而是要争分夺秒努力夺回过去十年失去的时间，所以学习的动力非常强大。对于我来说，读书的条件也今非昔比，除了学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还有大量的古今中外图书全新出版或解禁再版，如同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突然在面前打开，光芒摄人心目。借书买书读书，成为那时日常生活中除上课之外的最主要内容。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当时大都正值中年，各具风采。先秦史的罗世烈老师讲授严谨，理论思辨力很强；宋史的胡昭曦老师讲课抑扬顿挫，富有激情，对学生点拨非常用心；明清史的冉光荣老师辩才无碍，课堂上评骘古今，意态飞扬。现代史的李世平老师鹤发童颜，风度翩翩，讲课的方式是用丰富史料精选组成强大的证据链，逻辑极为清晰，结论不言自出。世界史的邓文才老师，风格谨重，授课看似沉闷，其实颇有历史智慧和冷幽默。他的名言“欧洲革命打不倒梅特涅，蒸汽机一来就打倒了”，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教古汉语的刘琳老师，读古文带点贵州口音，文中的各种句式、语法、典故分析得清清楚楚，听起来非常愉悦轻松。系里的许多老先生像学术泰斗徐中舒、缪钺二老，还有吴天墀先生、王介平先生、柯建中先生等，也用专题讲座、专业选修课、读书课等方式，传授他们的毕生所学，引领大家深入学术之堂奥。

　　开始做毕业论文时，老师告诉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志趣去选择。我觉得我自己的优势是古汉语比较好，同时对明史有兴趣，于是求见研治明清史的柯建中先生，请他做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柯老师是历史系二十多年的系副主任，上课理论水平很高，深得学生敬佩。我选了一个明末东林党的题目，柯老师说：你要做东林党，可以先读一下《乾坤正气集》。《乾坤正气集》是清道光年间编的一部丛书，收录或选录东林党主要成员的文集。我真正接触线装古籍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我并不懂得应该怎样做研究，只是经老师指点，读基本文献和相关史料，包括《明史》《国榷》等，摘抄卡片，最后完成了一篇关于东林党政治思想主张的论文，质量不高，只能算是涉足学术的粗浅尝试。

　　跟随缪师读书的日子

　　毕业之前，我有意考研，想继续读明清史，但是柯老师那一年不招生，而且柯老师说，如果想考研究生，就一定要选择“学有素养”的老先生。因柯老师的这一指点，我报考了缪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

　　从硕士到博士，我前后在缪师门下七年，回忆先生对我们的辛勤培养过程，深深体会到，师从先生是我求学路上最大的幸运。先生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也很注重因材施教。我虽在本科接受了史学的初步熏陶，但文化基础很差，所掌握的那一点支离破碎的文化知识，大多来自自学。到读研时，对许多字的读音书写都还不能准确规范，常常出错。缪师对我们，可谓手把手教授，很耐心地从文字的基础讲起，偏旁、笔画、形声、会意娓娓道来，也要求我们认真读《说文解字段注》等基本经典，尽量弥补相关知识的缺失。

　　读硕士期间，在最初的几个学期里，先生对论文几乎只字不提，只是针对我们知识结构的薄弱之处，指定了许多必读书和开设了“《文选》”“魏晋南北朝史重要史料”等课程。所设课程中，先生为我们讲授的《文选》诸篇目，尤其令我受益匪浅。先生从《文选》各卷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让我们熟读原文和李注，然后进行重点讲解。针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先生着意给我们分析讲解了许多骈文名篇，指出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作法及阅读理解的方法，并且从文史互证角度指出其旁涉之意，隐微之旨。

　　与此同时，先生也鼓励我们修读外系老师开设的重要基础课程，如中文系张永言老师的“训诂学”、赵振铎老师的“音韵学”、陈思苓老师的“魏晋文论”等，都对我有极大助益。

　　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这一时期的全部正史及《资治通鉴》《文选》《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以及清人笔记、近人和今人的有关论著，以读书笔记方式做了若干作业。在读书中，我对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兴趣，于是尝试着做了题为《郭璞〈游仙〉诗与魏晋玄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生在对这一治学方向予以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指出我应努力的目标。

　　在硕士毕业时，先生手书一幅宋人赵德麟论学之语赠我：“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析，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馀，则事之相戾者多矣。”我体会先生的意思，当是希望我细心读书，更敏锐深刻地观察理解所研究的时代和人物，对古人思想感情行为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乃至不得不然的衷曲。在设身处地之中，将认识的对象和自己的一份同情，诉诸更高层次的理性批判。

　　两年后，我再考回师门攻读博士，在博士生学习的四年中，先生每周为我授课一到两次，所讲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专业和论文写作一隅之地，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制度、文化。报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预备了两个题目，一个是魏晋文学方面的，另一个是魏晋南北朝医学史方面的，先生审查了我的思路想法，认为做魏晋文学更合适。之后，先生又出面提议并报请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聘请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精深造诣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叶嘉莹教授兼任我的博士生导师，共同参加培养。叶先生讲古典诗词，特别注意其内在的感发力量，同时又能运用符号学、现象学、接受美学等新理论、新观念，对古人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嘉莹师的指点，使我深刻理解了一种深入心灵的解读方式对“文史互证”治史方法的重要价值。

　　在其后写作《魏晋诗人与政治》博士论文时，我进一步按先生教诲，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反复研读陈寅恪等先生的相关著作，学习运用文史互证方法，以深挚的情怀去感受古代诗人的作品，不仅通晓“古典”更要读出“心声”，并由此探寻历史的某些真相。经先生数年悉心指导，我于1991年3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先生诗赠给前来主持答辩的周一良先生，谓“衡文同此滋兰意，且喜传薪有替人”。先生的这些教诲期勉，成为我此后几十年读书治学努力不殆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