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是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的必经环节。6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心理学与心理咨询学院副教授凯莉-安·艾伦（Kelly-Ann Allen）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作为一名期刊编辑，看到一些人发表论文却并未参与评议，感到遗憾。现在，找到审稿人越来越难，这明显推迟了论文刊发时间”。该文引发了其他学者的数百条回帖。其后，艾伦等人结合现有研究整理并分析了回帖内容，撰写文章《改善同行评议：来自“推特”平台的广泛意见》（以下简称《改善同行评议》），并发表在澳大利亚期刊《高校教学与实践杂志》上。此外，艾伦还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育创新学高级讲师约瑟夫·克劳福德（Joseph Crawford）、莫纳什大学教育文化与社会学院教授卢卡斯·沃尔什（Lucas Walsh）等人在“对话”网撰文介绍了他们的分析结果。为深入了解同行评议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团队的相关专家学者。

　　现有机制存在诸多问题

　　同行评议对保障与监督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现有机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改善同行评议》总结了出版延迟、审稿人数不足、对匿名审稿的看法不一、部分审稿人感到付出与收益不平衡等问题。

　　其一，同行评议效率不理想，导致出版延迟。有研究发现，从收集数据到论文发表的过程在20世纪明显拉长，进入21世纪后则没有显著变化。在已经确定目标期刊后，从论文提交到发表的时间也仍然较长，这种现象在一些学科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商业和经济学类期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论文发表总量增加对供求关系提出的挑战以外，在同行评议方面，还存在未充分利用在学界知名度不够高的学者、部分学者参与同行评议的意愿不强或对评议邀请回复较慢等问题。而出版延迟不利于学术对话，给研究人员、决策者与实践者、相关组织机构都来了负面影响，致使他们难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针对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问题展开研究，这对时效性较强、亟待采取有效实践行动的研究领域尤为不利。如果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或关涉的事件过时，也可能损害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此外，由于发表成果是学术界的“核心货币”之一，出版延迟对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对等待获得教职或晋升机会的博士研究生、持有短期合同和处在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等群体的影响则更加突出。

　　其二，审稿人数不足，过分依赖少量学者。期刊编辑倾向于邀请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评议，有名望的学者收到了比其他研究人员更多的评议请求。然而，一方面，随着每年待发表研究成果数量的不断增加，知名学者难以承担所有同行评议工作，有的学者也会抱怨收到评议请求的数量过多、工作时间太紧张。另一方面，青年学者即使有兴趣参与评议工作，也因缺乏相应的信息、培训或指导而难以胜任。《改善同行评议》还注意到，北美和欧洲以外的研究人员仍然处于全球学术同行评议体系较边缘的位置，也就是说，同行评议是由来自少数国家的学者完成的，代表性不足，潜在审稿人的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此外，随着国家内部及跨国研究合作日益增加，在遵循规避审稿人利益冲突的原则下，潜在审稿人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

　　其三，学界对于匿名评议的看法不同。有学者呼吁提高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例如，尝试放开匿名制度，接受公开的同行评议，实现更开放的审稿人与论文作者之间的对话，以实现推进评议问责、减少对原稿不必要的批评、提高评议反馈质量等目的。但也有学者强调，审稿人更注重匿名的安全环境，如果面临暴露身份的风险，他们则不太愿意参与评议，也更难给出诚实中肯的评议意见。对此，《改善同行评议》认为，学界的长期目标是建设安全的学术环境，让不同层次的研究者都能放心地交流想法。

　　其四，部分审稿人感到付出与收益不平衡。学术出版商从期刊订阅和发行中获利，但收益一般情况下并不会直接惠及审稿人。在一些学术机构，同行评议工作被归类为默认服务或合同签约的必选项。这源于一种互惠理念，即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同行研究者评议，也自然要为同行研究者提供评议。然而，一些学者反映，评议对他们来说是免费且超出合同工作时间的劳动，大量的评议邀请、按时完成评议的要求、因评议而增加的工作量，也让他们深感疲惫。而新冠肺炎疫情等特殊情况对不同审稿人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封闭管理期间有年幼子女的审稿人面临育儿压力增大的问题。

　　全方位完善同行评议

　　针对同行评议存在的上述问题，沃尔什和克劳福德等人向记者介绍了广大学者在线上交流互动中所提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与意义阐释。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次研究的缘起是由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促成的“美丽的意外”。沃尔什告诉记者，社交媒体平台今后可以在发现并解决同行评议现存问题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短期内，几百条对原始帖子的回复聚集起丰富的、来自集体智慧的对同行评议的批评、见解和如何完善它的建议。尽管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些回帖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的确可以为进一步调研和探索提供灵感。担任《高校教学与实践杂志》主编的克劳福德强调，需要谨慎对待社交媒体平台。他和其他期刊的编辑们可以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招募审稿人，然而，他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可持续的。大型期刊每年需要发送大量的评议请求，如果以社交媒体为渠道进行联络，可能会让在社交媒体平台活跃的研究人员直接取消关注期刊主页。此外，在开放存取领域，一些期刊在推进更透明化的评议过程，如果不受限制地使用社交媒体来寻求一般性意见，可能会影响论文评议内容的质量。

　　《改善同行评议》提出，提供更高质量的同行评议需要进行宏观层面的变革，但某些简便可行的措施是可以立即实行的。克劳福德在采访中表示，首先，在进入同行评议流程前，期刊可以先行提供反馈意见供作者作为参考来修改论文，这样做能够让同行评议的审稿人审阅更高质量的论文，更愉快地工作。其次，期刊编辑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拒绝不符合要求的论文，避免将那些不太可能发表的论文送审，而只将通过编辑质量审查的论文送交同行评议。沃尔什也提出，期刊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改进聘请审稿人的方式以及向审稿人分发什么样的工作。期刊应该更多地针对与论文研究领域最相关的研究人员定制评议请求，并简化接受或拒绝评议邀请的流程。例如，在选择潜在审稿人时，可以将专长匹配环节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两个方面，让选择审稿人变得更简单，并让审稿人专注于最擅长的视角而不需面面俱到。远期目标之一则是，提升年轻科研工作者的评议能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评议方面的机会，让他们成为完善同行评议机制的生力军。

　　《改善同行评议》讨论的解决方案重点突出了两个方向：让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研究人员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更多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同行评议工作中来。沃尔什对记者表示，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在学术道路上的发展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在参与同行评议时也是如此。期刊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增强他们的信心和能力，为他们提供参与同行评议过程并收获相关经验的机会。这部分潜在审稿人可以带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有创新意识的想法，并帮助减少同行评议体系的压力。他特别强调，解决这两个群体在全球同行评议体系中的代表性不足问题，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

　　克劳福德表示，维护全球知识生产的公平性是关键问题，一个更包容的知识生产系统意味着研究人员都应该为其作出贡献。有的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时希望期刊能寻找到合适的审稿人，自己平时却并未参与评议工作。如果能保障每个作者在每发表一篇自己的论文时，都能参与一到两次评议他人论文的工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比例，但难以实现。因此，可以允许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和博士候选人适当参与同行评议，让他们更好地从论文作者那里学习和提高自己。此外，克劳福德认为，认识到学术出版商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资源丰富的顶级期刊是在编辑部门的协助下聘请到审稿人的，但许多期刊并非如此。它们由一小部分学者自行组织和管理，只拥有较少的资源，但他们仍然可以促进高质量的知识共享。这些期刊尤其需要有意愿者主动参与评议，批判性地解读研究成果并提供反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