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从古人仰望浩瀚的星空思考生命起源的问题开始，自然就已经进入文学审美领域。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类完全依赖自然界生活，无论是狩猎采集还是农耕畜牧，天时地利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各种自然灾害作为可怕的力量，逐渐演化为图腾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先民们把某种动物看作是自己的亲属和祖先，禁止打杀、猎食，还把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石草木火等自然物尊奉为神明，对其顶礼膜拜。

　　在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神话传说以及口传文学中，可以看到这种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现象，如黄帝族以熊、罴等动物为图腾，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夏族以熊、鱼为图腾。《淮南子》中记载了“石破生夏启”的传说。大禹治水时化身黄熊在山下奔忙，他的妻子给他送饭时撞见，受惊变成石头，当时她已经怀有身孕，大禹急忙对石头高喊“还我儿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启生”。启母石至今仍矗立在嵩山。

　　到了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的自然观褪去了盲目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特征，在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改造实践中增强了理性认知和主导性情感。文学表现出了探索世界本源的哲学意味和对自然的尊重热爱，如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看作万物之母及世界运行的最高法则。后来，庄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论述，洞察到自然对人的精神品性的塑造功能，是对自然认识的一大进步。

　　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产生了大量歌咏自然山水和表达“天人合一”愿望的诗词歌赋，专门表现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趣味的山水田园诗应运而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诗句，表达了无数中国传统文人士子在田园趣味中寄予高洁精神追求的人生选择。此时的自然，不仅是简单地提供给人类生存本源的母亲形象，还被赋予了抚慰心灵和寄托情感的精神文化功能，彰显出文学对自然的理想化表现趋势。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发生重要转变是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工业文化。

　　欧美等国家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初步发展后，开始反思人类远离土地和自然的生存发展方式。很多诗人、作家隐居在乡野，观察和记录植物特性，把自然的奥秘、生命的启示和人生哲思融于一体，创作出了大量歌咏自然和反思工业文化的文学作品。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隐居英国中西部湖区长达50余年，潜心与自然交流并抒发对自然的热烈赞美之情，自然“用宁静和美打动”人，雏菊教人“在困难时候不丧失希望”，水仙花“把孤寂的我带进天堂”“春天树林的律动，胜过一切圣贤的教导”。美国作家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观察自然、思考人生，“大自然远离人烟，独自繁茂着。如果你谈论天堂，那就是在侮辱大地”。产生于18世纪的这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人类在科技发展背景下，主动回归自然、对自然深入体察后的真情流露，也暗示出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生活的厌倦和返璞归真的精神诉求。

　　现代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文学不再是对田园牧歌、清风明月和天人合一的美好想象，而是开始表现出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艾略特不仅感性地描写了文明的荒原，还理性地预言人类必然会为今天的物质进步付出代价。劳伦斯的小说表现了工业文明严重摧残了自然，也严重摧残了人类的美好天性。列昂诺夫在《俄罗斯森林》里这样描写人类对森林的残暴行径：“进步搂抱着利润闯进针叶林，一路上留下的是残根倒木。”

　　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出版，作者艺术地向世人展示了自然的美丽神奇，并以大量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激烈抨击了利用科技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发展方式和价值观念。卡森的作品从根本上质疑机械论的自然观，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确立，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被视为现代生态文学的滥觞。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已经掌握一定的自然规律以后，重新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艺术形态。与朴素生态意识下歌咏自然的文学创作相比，它以生态学知识体系和整体论哲学观为思想支撑，把自然、社会与人类看成一个整体生态系统，强调维护整体生态结构的稳定发展。因而，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确立生态整体论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要义。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世界性蔓延，现代生态文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展，现代化发展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生态危机等主题，都在对自然的审视中得以深入思考和表现，自然在文学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态启蒙的思想力量。

　　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的《怀念狼》《银狐》《老虎大福》《豹子的最后舞蹈》《藏獒》等作品，以狼、狐、老虎、豹子、藏獒等野生动物的命运遭遇为叙事主体，侧重表现动物的精神世界和物种尊严，并以它们濒危的生存状态映照出人类的过度自私，昭示出自然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及构建现代生命伦理的迫切性。

　　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使人类清醒地意识到，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自然。人类企图通过征服自然进入持续进步状态并享受终极幸福和快乐的想法，不过是资本主义工业神话制造的幻想。只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才能获得永续生存发展。

　　这种现代生态观深刻改变着文学的自然面貌，大自然带着原始的神圣性和神秘色彩重现文学审美视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视角，讲述大兴安岭林区游猎民族的生活史诗。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以放养驯鹿为生，他们的一切都来源于大自然的恩赐，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主宰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存，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命运。作品中要表现的主角是“自然”，它呈现出原始的“大地母亲”“生命摇篮”的无私神圣的特征，同时也充满了人类无法解释、不能征服的神秘色彩，充斥部落日常生活的习俗、禁忌、死亡和宗教仪式等，表明了自然的深邃和伟力。但作品并不是以这种书写方式，引导人类返回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追求低层次和谐，而是意在唤醒人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为深陷现代化迷途的痛苦心灵寻找“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踏着这个阶梯，人类能够走向更加美丽的生态文明世界。

　　从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史上的自然观深刻影响着文学中的自然表现，但是文学中的自然又绝不仅是特定历史阶段自然观的附庸和图解。从原始蒙昧的自然崇拜，到主动的歌咏赞美自然，再到当下以艺术方式倡导生态整体价值观，可以看出，文学对自然的表现已经超越观念阐释和现实功能层面，表现出反驳现实功利主义企图和诗意创造未来的诗性特征。

　　在现代生态学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新的学科相继产生的背景下，生态文学的存在意义和独特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生态文明的引领下，自然审美必将拥有更加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具创造性的艺术表现，以生机盎然的绿色生命空间，托起人类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