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已持续了30余年。在此期间，国际关系学科不断吸收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和成果，并将其运用到理论建构、全球治理、政策分析、选举预测和国际形势分析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跨学科视角与方法，来理解和应对国际关系中不断涌现的复杂性问题。

　　复杂性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融合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开启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进程。20世纪60—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在各自领域都发现了一些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解决的现象和问题。还原主义、线性因果、决定论等思维被挑战，传统的机械性世界观被颠覆。涌现、自组织、混沌、网络、分形、适应性等复杂性概念逐渐兴起，并成为人们认知世界复杂性的基础。有学者将复杂性科学描述为继牛顿经典力学、量子科学之后的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领域的复杂性也愈发凸显。冷战后，科技迅猛发展、环境问题突出、恐怖主义横行、经济危机不断出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遇到了困境。为了摆脱困局，众多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吸收复杂性科学理论成果，从复杂性视角来理解、思考、分析国际关系，产生了诸多理论成果。比较典型的包括罗西瑙的“混沌理论”，他认为在这个愈加复杂的全球性时代，存在着诸多导致国际关系“碎片化”的动力根源，国家行为体的权威开始衰落，个人的力量不断增强。罗伯特·杰维斯则根据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和思想，提出了系统效应分析框架，通过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广泛存在的间接及滞后效应、多边效应、非线性关系以及各种反馈效应。

　　复杂性科学视角的运用也为国际关系的本体变革提供了可能，最为典型的就是“后人类主义”理论。库德沃斯和霍布德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在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上存在偏见，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国际关系的结构和进程，国际关系应该充分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嵌入式关系。“后人类主义”视角挑战了社会科学自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和原则，主张重新认识自然在社会领域中的地位，将人与自然置于一个系统范畴进行理解和分析。

　　可以看到，复杂性科学的成果与思维被广泛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批判与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复杂性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支点和指南。有学者甚至谨慎地认为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将开启国际关系的第五次论战。

　　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理性地讲，这种影响目前尚不足以引发第五次论战。在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和成果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复杂性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系应该被澄清，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复杂性现象的自然科学分支，倾向于用一套统一的科学方法和概念来理解、分析复杂性事物和现象。而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因此，二者在融合的进程中会出现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如何调和这种张力，构建一个满足国际关系学科特性的理论范式是首要问题。

　　其次，目前依托复杂性科学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内核。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都具有相应的理论内核，比如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理论演绎围绕国家行为体、权力、利益等核心概念而展开；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相互依赖和制度的作用；建构主义则通过观念、角色等理论内核理解国际关系。相比之下，依托复杂性科学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缺少相应的核心概念以及区别于传统理论范式的分析逻辑。

　　再次，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仅仅是理解、分析国际关系实然性的工具，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范式都具有内在的价值诉求。除了对国际关系普遍和平的追求之外，不同理论范式都有独特的关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应然”构想。但复杂性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支，具有天然的价值中立属性，虽然可以实现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描述、理解和分析，但缺少相应的价值诉求和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应然”构想，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目标性”。

　　最后，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明确与其他理论范式的区别和联系，仍属于一种纯粹的批判性角色。对此，一个普遍性的评价是依托复杂性科学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破”的方面有余，但在“立”的方面不足。因此，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明确自身的理论内核和应用范畴，对具体领域、议题提出开创性观点，才能真正实现理论范式的构建。

　　复杂性科学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意义

　　国际关系学界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不少学者运用复杂性知识和思维对国际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和分析，包括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对不对称冲突的研究，从复杂性视角对美国外交的研究，对国际关系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等。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界对复杂性科学的ABM建模方法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需要说明的是，此类研究多聚焦于特定领域，各研究之间缺少联系。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建构层面，复杂性科学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层面，中国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化进程中，既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也需要全球范围的资源供给，全球范围内任何微小的变动都可能引起“蝴蝶效应”，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安全方面，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所引发的系统效应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为中国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提供思路。

　　在理论层面，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派是学界长久以来的呼声，但目前国内学界倾向于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构建中国学派的“素材”。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能否成为学派的充分条件是理论的科学性，必要条件则是学派的被接受度。在历史文化传统路径之外，复杂性科学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构建中国学派的路径，当然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努力和选择。

　　（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