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加速应用，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建设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应时而生。建设好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需要把握四对关系，即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需要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性。人类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从公元前800年走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到了互联网轴心文明形态。互联网是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21世纪初的互联网生态，解构了旧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建构了新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方式与传统社会碰撞，迸发出史无前例的创新力量，这种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车轮，互联网成为人类文明的轴心。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需要兼具世界性和国别性。一般认为，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化，构建出一整套国际政治理论，用于描述、解释现实世界。因而，西方学者“先入为主”，设计国际政治话语体系，逐步掌握、不断巩固着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但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化所创设的国际政治理论，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传统的窠臼。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国由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区域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对话语权的需求在相应增强。面对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为了打破或者说削弱其强势地位，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中国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总体特征，但其特殊性表现在文化的区域性缺陷上，这就限制其普遍性。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存在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性文化，如果简单套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对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现象的解释力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中国学者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付诸了努力。

　　显然，基于“自我”与“他者”的视角，国别性和世界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而解决这一相对性问题，我们需要寻找具有绝对属性的工具，超越东西方之间围绕“国别性”和“世界性”的循环争论，而技术则具有这样的属性。技术是一种工具、一种客观存在，能够被文化背景相异的不同国际政治行为体使用，并能产生相应的、同等的效应。在互联网“轴心”时代，再也没有比互联网更适合我们的“工具性”技术了。特别是围绕对技术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创新国际政治理论过程中在“国别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犹豫徘徊，但这并不否定互联网的“非中性”作用，即互联网被国家使用，它就兼具技术工具和国际政治工具的特征，成为追求国家权力、国家利益的工具。

　　故此，以互联网为载体，研究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兼具“国别性”和“世界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于描述、解释乃至预测世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把握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需要理论创生与实践两个方面相互统筹，理论来源于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

　　互联网是自变量，国际政治行为体是中间变量，互联网对国际政治作用的结果是因变量。互联网作为国际政治范畴中的自变量之一，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渗透到各个行为体之中，以互联网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行为体的行为，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并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互联网通过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互联网通过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互联网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也必然投射到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上，即一方面影响互动的频率和范围，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互动的方式。互联网通过对行为体之“内在”和行为体之“外在”施加影响，从而实现了对国际政治的作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对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是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国家行为体而言，是安全优先，还是自由优先？事实上，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体皆致力于强化自身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的权力，网络空间国家治理呈现“安全”对“自由”的优先原则，网络空间成为当下大国权力角逐的竞技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也随之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

　　以往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延续了以国家安全为关注重心的路径，相关讨论涉及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并承接了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之下有关核稳定、核威慑、核不扩散的军事安全战略研究的衣钵。但是，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通信技术、量子通信、5G、大数据等新技术变量的介入，对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影响何在？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数据跨境流动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影响又何在？在联合国框架下各方怎样合作才能有效解决以上网络治理问题？等等。对于上述基本问题的回应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政策意义，是探索网络空间治理新的内涵与形式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强大动力。

　　把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国际政治学需要统筹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主要物化形式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变革是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古代、近代、现代到当代，人类生产工具的变革经历了刀耕火种、铁犁牛耕、机械种植到物联智能和互联互通。互联网技术在不断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人类的创新技术为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生机。网络空间不断拓展，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不同路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新的命题不断产生，互联网国际政治学也需要设置新的研究议程，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增强描述、解释和预测的能力，并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实践应对能力。例如，在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因互联网而衍生的量变，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导致质变等一系列新问题。再如，互联网为科学技术工具的典型代表，作为自变量，它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建构之中，与“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元概念具有原生性的密切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互联网国际政治学的建设，将推动不同学科之间，如国际政治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外交学和军事学等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渗透，并且可以为国际政治理论不同流派之间的对话搭建新的平台，提供不同的分析视角。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如何使用好互联网、维护好互联网，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对全人类而言，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上上之策。综上所述，人类在网络空间共建之基础为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共建之障碍为互联网对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带来的挑战，共建之依据为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需要各国遵守，共建之目标为国家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之路径为国家间的彼此合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21&ZD1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