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资料图片
2021年6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秦亚青的专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关系理论”）建设源自2005年前后秦亚青开启的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2012年，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关系理论”初步成型。2018年，经过修改重写，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秦亚青的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恰逢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国际领军学者倡导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此情形下，彼得·J.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表示，“关系理论”英文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已经诞生，阿查亚和布赞也以“突破性创新”评价“关系理论”。该书就是在英文专著的基础上，经作者再次修改后诞生的。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多次重写，“关系理论”已经确立，成为既带有鲜明深刻的中国文化印记又被国际学界高度认可的世界政治的宏观理论。
“关系理论”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而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哲学文化。“关系理论”以中国哲学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基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进行了颠覆和重构。“关系理论”以“关系性”概念为核心，通过“关系本体”“关系理性”和“关系选择”构建了具有独立意识的完整体系。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观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理性”，那么从中华文化的背景知识和社会实践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基本世界观与核心学术概念就是“关系性”，即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包括天地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社会世界不是由彼此分离、具有给定属性和利益、原子式的独立实体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关系本体”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个体主义本体论。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不是孤立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而是“关系人”，其身份与利益是在运动的关系过程中界定的，遵循“关系理性”逻辑，亦即“关系人”的理性是由关系性界定的，关系性先于理性，只有在关系得到清楚界定之后，理性才能发挥作用，社会行为体才会采取适当行动。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行为体的行动是由运动的关系过程驱动的，遵循的规范和采取的具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性质决定的，这就是“关系选择”。
“关系理论”是进步的理论、“入世”的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智慧是其进步思想的源泉。一方面，社会世界的关系本体决定了自在、他在和共在的共时性、自我身份的关系性以及我他利益的共享性。也就是说，自我存在、自我身份和自我利益与他者存在、他者身份和他者利益密切关联，是无法在孤立的条件下实现的。另一方面，“关系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遵循中庸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认为世界的元关系是“阴阳关系”。“阴阳关系”的原态是和谐；阴阳两极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一体两面、互为生命；阴阳互动是相辅相成、动态互补、共同生发、造就新生命的动力过程。因此，关系构成的世界是由关系运动推动发展的，其本源是和谐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过程维护着世界的动态平衡，是共同进化的和谐化过程。以中庸辩证法来认识关系构成的世界，可以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与“冲突—征服”的世界观，赋予行为体的能动以更加积极的意义。在关系世界中，行为体的利益总是互涵的，国家利益的个体化和绝对化是无法实现的；国际合作的条件不仅在于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发现和创造共同利益。以和谐关系为本源、强调人的能动、通过关系运动实现体系和谐化，“关系理论”将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引入世界政治，构建的是进步的治世之道与行为体之间相互赋能的和谐化世界秩序。
“关系理论”本身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话语权的样本，探索了一条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路径。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和话语权是西方霸权中更具韧性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学长期被西方国家主导，在此情形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国话语权，需要提出既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具备一定普适性的理念和理论。“关系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而且能够解释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现象，因此受到国际学界高度认可，被视为推动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里程碑式著作。这样的理论创新彰显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国实力与中国话语，其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构建路径为更多的中国学人和中国学说“走出去”提供了样板。“关系理论”的构建方式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宝贵资源进行了深入挖掘，尤其是将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思想进行了概念化和理论化，比如“关系性”“关系人”“关系理性”“关系权力”“关系性合作”“关系治理”等。另一方面，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是在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沟通和比较中完成的，是批判、反思与借鉴的过程，也是思想平等对话的过程。比如，关系本体对个体本体、中庸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关系人”对“理性人”、“关系治理”对“规则治理”等。
当然，国际学界对“关系理论”也有所争论。首先是如何确定“关系”概念及其研究范畴。“关系理论”将“关系”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范畴限定在人类社会，聚焦于国际关系。而从新科学观视角来看，在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浩渺宇宙中，复杂关系都是构成性的本源要素。无论是关系社会学、关系宇宙学还是量子力学，都蕴含着一种“关系转向”的新世界观，这不仅反映了人类知识一种新的取向，而且涉及一个从人类观宇宙到从宇宙观人类的视角转化。其次，带有中华文化印记的“关系理论”是否反映了一种文化本质主义，以及基于非西方背景知识的创新理论如何从地方性走向普适性。“关系理论”呈现一种结构与过程的张力，过程是由流动的关系构成的，在过程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是后牛顿世界观。但是基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关系”又好像是一种文化结构，带有牛顿世界观的确定性意味。最后，“关系理论”对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合作与治理进行了深度探讨，但要构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还需要更多学人参与进来，围绕其核心概念和基本逻辑进行争鸣，并在中级理论、研究议程和经验验证等多个方面进行拓展和补充。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的出版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学术而言，该书标志着非西方智识资源同样可以构建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政治理论。对于学科而言，该书成为国际关系学全球转向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构成部分。对于现实世界而言，该书在世界失序、治理失灵、规则失能的大变局下，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中汲取智慧，强调世界政治中人的回归和能动的回归，是消解对抗、重构秩序、推动国际社会成员相互赋能的进步理论。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