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制史的发展长河中，南北朝选官制度尚在逐步健全、完善的历史阶段，这也决定了它与文学相关联的内在机制更加复杂多样。南北朝经历了由南强北弱、均势对峙到北强南弱的历史演变，江南政权标举的华夏政统在6世纪中叶正式北移。南北朝选官制度在上述历史性巨变中承续汉晋旧制，又拓展新的制度功能，通过对世族政治、士格官习、文气风尚的渗透与耦合，形成了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选官—文学”混合体，并对后世文坛格局演进、文尚批判与转换、文论范畴增扩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南北朝选官文化生态与文学演变的官制烙印
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形成离不开选官制度创立、运作所构建的政治环境。在汉唐官僚体制演化、定型过程中，南北朝选官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顺应皇权势力大张的历史潮流，南北朝采取许多举措以改良日见僵化的九品官人法，大致形成了三种并行的选官制度，即皇帝征拜、吏部依例铨选的中央选官制度，州郡考核、荐举与中央授官相结合的孝、秀岁举与特科制举制度，公府、太子、诸王、中央官署长官、州郡长官、将军、都督辟召等官员个人选官制度。南北朝文士除少数方外文士终身未仕外，或凭借上述制度由布衣转为官员，或因政绩表现而升降迁转，其身份往往呈现出官僚、作家、学者、士林贤达、乡邦领袖等多重样态。这种复合型身份又使士人的文事活动、创作心态与官场实践、政治心态高度叠合，士人们以各级选官制度为纽带，聚集于朝堂、郎署、东宫、藩府、文馆、郡衙，掀起了超越汉晋的集群化、功能化、应制化、宗教化、唯美化的文运新风。
在特殊的“皇权+世族”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南北朝文学呈现了诸多迥异于其他断代文学的创作命题，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的时代品格也就此奠定：其一，南北朝战多治少，不仅催生了大量与家难、国难相关的文学主题，还在王朝易代、南北流离的过程中，推动文人气格、官格、文风的全方位改变，从而涌现出“元嘉三雄”“沈（约）、任（昉）”“徐（陵）、庾（信）”“阴（铿）、何（逊）”“北地三才”、谢朓、江淹、刘孝标、颜之推、卢思道、薛道衡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其二，在朝隐政治哲学、隐逸文化心态的浸淫下，南北朝朝隐文学类型初具规模，这对唐宋以来朝隐文学、山林文学传统的建立具有先导之功，同时也促进了明代“隐而后工”的文学思想的生成。其三，南北朝文坛以世族官员为主体，以“甲第”、宅邸为核心意象的贵族文学成为重要的文坛景观，这为唐宋以来充满“富贵语”“台阁气”的类型化创作提供了范本。其四，南北朝通过东宫僚职、文秘史职、礼官儒职等专职官员的文事活动，在绘画、经筵两个领域加强渗透和引导，《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言“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即是官方掌控文衡、论能铨授的重要方式。其五，南北朝推进《五礼仪注》纂修进程，是我国礼学昌明的重要时期。尤其北周以《周礼》为制度框架进行射礼建制，射礼广泛应用于四时讲武、国家仪典以及“三九宴集”等礼俗场合，对隋唐射礼的演进具有推动作用。庾信、王褒等降周南士逐步调试楚囚心态，转换政治正统思维，主导了北周后期礼乐建制的进程。他们博采汉晋名篇，突破宫体风调，从国家运祚、皇权秩序、结撰笔法、文德治化等层面完成了对北周射礼的文学建构，从而树立起马射赋、观射诗、燕射歌辞等一批射礼文学经典。
南北朝官制运作与“官样文学”的定型
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是中古时期政治制度、士人心态、官场文化与文学实践相融合的突出产物，具有区别于汉晋官制文学的独特品格，为探讨唐宋以降选官制度与文学的互动关联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样本。
南北朝文官铨选与文人息息相关，“选官—文学”混合体依托为数众多的仕历文人及其“官—集”类型，成为中古文坛不容忽视的现象。在南北朝儒家进取价值体系复振与世俗官本位观念驱使下，士人们一般都会通过仕前教育的知识、技能储备，然后接受官方资格审察、荐举、铨选、策试、复审，继而具备候补官员的资格，直至最终释褐起家。入仕之后，还要接受聘期考核、迁转升降的官场历练。文人任官的地点与任期决定此人迁徙的地域、路线、滞留时间，也决定乡国意识、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另外，文人上下级公私关系构成人际交往、社交活动的内容，继而决定文学表现的内容。任官性质、职属范围决定公文性质、文体特征，甚至可以固化为特定的创作风格；任官期间的群体交往，又决定文士文学创作的集团性，乃至可以发展为文坛的风尚性指标。
具体而言，南朝尚书官（尚书令、仆射、吏部尚书）、中书官（中书舍人、侍郎）、门下官（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官（散骑常侍、侍郎）、东宫文官、藩府文僚、国子官（国子祭酒、博士）、太常官从来源到选任，都离不开文史素养的考察。仕前文学教育决定了士人入仕后的取舍抉择与官场品格；招贤国策造成了特定时期的文治盛况，推动了宫廷招隐题材的兴盛；在“近世取人，多由文史”的风气刺激下，仕路开启往往以士人的文史之才为前提，颂献诗赋则成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南朝中央文官开展的文事活动，也往往成为政坛、文坛并联共振的盛事。至于北魏学官建制，以及东西魏、北周、北齐文官（国子祭酒、中书博士、太常、中书官、三公、三孤）的铨任，都与北朝文运振起具有密切关联。
南北朝铨选活动还对特定文体的演变产生直接作用。比如，南北朝以德政碑作为考核官员、旌表吏治、绥抚地方的有效媒介，促使碑志文学大为繁兴。与一般的碑志不同，德政碑不太涉及碑主家世及行年的基本信息，而围绕碑主接受任职、任上施策、政通人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加以颂扬。南北朝德政碑借由中央统一监管的政治属性，又衍生出精神、文化层面的权威性和示范性效应，故而碑文往往由文宗学府主撰、知名书家题写。参与撰碑者能够共享碑主立碑的荣耀，利于在士林中获得更大的文化影响力。正因如此，南北朝涌现出一批诸如萧确、颜协、王褒等精通碑志书丹的书家，以及颜延之、裴子野、陆倕、任昉、沈约、谢蔺、徐陵、庾信、江总等擅长碑铭撰制的名手。德政碑的树立与否固然与碑主及其属僚的运作有关，但也受复杂的政治、舆论环境影响。碑文往往超越文学文体学的单一属性，而在奏请、核准、撰碑、刻碑、立碑的行政流程中，凝结了以朝廷、碑主、吏民为主体的政治群体与以求撰者、撰者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之间的多重制约、互动机制。
总体来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坛风气演变辅车相依，可谓透析南北朝文人、文运的关键性钥匙，更是这一时期“官样文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的文论命题及其影响
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融合了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关联的内外缘由及表现，体现了选官制度的文教动机、铨选程序、官场生态与士人心态的密切联动，反映出南北朝铨选制度、官署运作、选官文化对文学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文官铨选是引起文士流动、分布变化的直接动因，权力布局总能带动文坛力量消长，从而使官场事件最终演变为文学事件。太建元年（569）陈叔宝立为太子后，大力招纳陈暄、王叔达、孔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等人为东宫学士，江总也在陈叔宝支持下迅速获得了“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的影响力。如此一来，就导致了陈末“狎客”文风大盛。又如，杨愔先行将高洋“台成须有赋”的口谕告知魏收，使之预先做好准备。最终，魏收所上《皇居新殿台赋》力压群僚，“时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由此奠定了北齐文宗的地位。总之，南北朝权力博弈的政治逻辑与文坛角力的艺术逻辑具有贯通性，文学作品不仅是文人介入官场生活后的文学化记录，还是围绕文官铨选的政治活动的派生物。
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具有创作主体多元、风格多样的特点，促进了六朝文论批评的深入发展。当时的文论批评者浓缩“选官—文学”混合体在文坛实践的特色，至少提炼出四方面命题：第一，官制演进过程中诸制文书的孕育、产生方式以及政务文书的文体类型、功能、审美形态。第二，华庶分等、穷达异途导致贵游与寒庶文学的分野，以及文学技法的工拙、文士身份、处境等外因的关联。第三，庙堂、山林一体化的玄学思维与朝隐观凝定为“江山之助”“四象悟心”“四科八体”“刚柔”文气等文论命题。第四，职官品第制度与以品定诗、以官论文的批评方式的生成。凡此种种，均是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促进文论批评涵融官制因素而拓展理论视野的体现。不止如此，南北朝文人在选官文化体系下政治心态、官场生态的形成与变化，催生了《诗品》分品论人的批评模式，继而为后世诗话“以官论诗”树立了典范；颜延之、谢灵运分别基于庙堂、山林题材的创作实践及其高下之争，成为唐宋以降“富贵气”与“山林气”优劣论的重要源头；刘孝标《辩命论》“十赋”说正与王世贞“十命”的宿命论先后符应，也促进了后世“穷而后工”批评观的发展。
总之，运用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的概念，有利于打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壁垒，将南北朝文人、文学置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条件下进行综合观照，从而有助于矫正历来文学通史或者中古文学断代史对于南北朝或“六朝”所得出的文风绮靡、内容空乏等褊狭印象。它能够为南北朝文学新变寻求职官制度层面的解释，从而使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制度文学化、文学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学术链条更为完善、贯通。可以说，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不仅是中古文论的重要创获，也标志着我国官制文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建立，并在唐宋以来的诗话、文话批评中屡经承袭、翻新和发展，为完善我国古典文学阐释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北朝儒学制度与文风流变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