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美学的演进
2024年01月03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日第2806期 作者:王燚

  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

  制礼作乐 

  周人翦商之后,统治者通过平定叛乱与分封天下的方式,终使整个王朝稳定下来。在此背景下,周公开始制礼作乐。《尚书大传》载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礼记·明堂位》也说,周公于“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看来,周人试图将礼乐的审美价值渗透到国家政治建构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彰显政治理念、政治意识或伦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它让人首先从内心和情感上认同,进而达到对统治观念认同的目的。政治因其诗意更易于被人们接受,与此同时,美和艺术因和政治的关联也会获得一种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政治因美和艺术的介入,不再成为赤裸裸的教化或规范手段。从这一点来说,西周所形成的以礼乐为中心的审美体系,达到了审美与政治的完美融合,并成为后世历代帝王将相治国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然,西周礼乐兼具政治、伦理与审美之意涵。这意味着,礼乐既是政治的、伦理的,同时也是审美的。礼乐审美既暗含着政治的理性追求,又内蕴着德的人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西周礼乐美学可表述为以德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及其形态为感性显现的审美化的政治形式。《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见,周人宣扬其先王先祖之德,并使之成为当时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统治找到合法性依据。德一方面与天命形成呼应合一,另一方面也与礼乐形成内在关联。它因拥有天命的光韵而拥有了美的意义,又因礼乐的外化而显现出美的意蕴。实质上,德美既是一种内在的美好德性,也是一种外在的美好德行。有德之人往往既有“恭明德”的理性之美,也有“秉威仪”的感性之美。德与美的合一,正是周人审美思想的重要特点,同时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美善合一”的审美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西周礼乐美学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化的理性秩序。它一方面指向外在形式的规范化,另一方面指向内在人性的道德化。如此一来,有周一代逐渐构建出了审美化的文化特质与思想体系,对于个体命运、社会运作与王朝治理都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如此,一个风雅的、郁郁乎文的王朝和时代已经形成。

  礼乐之美 

  美学是一门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我们把西周礼乐及其形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基于它的感性因素。礼乐本身就是一种感性的审美活动,它是围绕人的行为活动形成的一种动态的审美过程。

  在周人看来,所谓雅化的生活即是礼乐生活。这种礼乐生活渗透着一种理性秩序的诉求。周之贵族在礼乐活动的往来中,区分出了身份的贵贱、地位的高低、官职的大小、财富的多寡等。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礼乐的各种感性形式彰显一个区分于日常行为的雅化活动,以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与政治权力。正因如此,他们极力追求礼乐审美活动的规范性,以强化其内在的理性秩序。这是美对王朝政治渗透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不断摆脱野蛮而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

  所谓礼乐,不单单指礼仪和乐舞,还包括由之所关联的人体、言辞、舆服、车饰、铜器、纹饰、建筑、天地等。《左传·桓公二年》的相关记载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个问题。“君人者”不仅要以德“临照百官”“以示子孙”,而且要在行为、穿着、色彩、车饰等感性形式方面彰显威仪。其载曰:“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这样,由礼乐形式所显现的俭、度、数、文、物、声、明,充分显示出一种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之美。《礼记·少仪》云:“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从这个意义上看,礼乐之美既是礼乐自身的显现之美,也是围绕着礼乐展开的各种感性形态之美。

  进一步言之,所谓礼乐之美是所有这些感性形态有机地、连续性地营造出来的审美之域。在此审美之域中,天地神人共同映现出来,使礼乐之美蕴藉着一种神圣性。这个审美之域越为人们所接受,就越加强其背后蕴含的等级秩序与统治诉求。这是美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周人开创新统治范式的一种表征。这种以诗性礼乐影响王朝统治的方式,启发了先秦儒家思想,并成为其政治美学主要的思想来源。孔子就非常推崇西周王朝,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然,这个时代对后世的政治、文化、美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盛而衰 

  西周礼乐美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进过程。西周早期和中期,礼乐美学经过不断的构建和实施,对王朝的政治与人格的完善形成了有效的助力。但是,这种情况在西周晚期悄然发生了变化。首先,王室贵族的统治力有所减弱,诸侯权臣的势力不断扩张,致使诗性化的礼乐在功能上处于减损状态。其次,周王朝与外族之间发生多次战争,使得王朝的实力不断遭到重创,甚至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礼乐美学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晚期的墓葬规模、列鼎制度与乐器组合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僭越。

  也要看到,礼乐美学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其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首先,礼乐在西周之前与宗教性的活动相结合,往往内在地渗透着一种神性,因而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恪守。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乐渐被荡涤掉神性的因子,形成一种政治、伦理、审美的规范。正是因为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才成为世人“突破”的对象。其次,虽然礼乐对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有所渗透,但是诸种烦琐的规定必然会因日常生活的失序而遭到解构。西周晚期,“厉始革典”、厉王止谤、宣王料民等,即是最好的确证。《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于是就亲自“料民”,即查点百姓之数,以便“赋令”。这种事情本应有司行之,宣王这么做显然违背了当时礼制。再次,随着时代的变迁,由周人苦心孤诣制作出来的礼乐的完整性也遭到破坏,甚至会被渐渐遗忘。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番言语指出了礼乐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可谓一语中的。在历史进程中,礼乐在因循与减损之间,也会失去自身的典范性。总之,礼乐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用美去介入政治,形成一个“美治主义”的王朝。但在长期实施过程中,它们的权威性会受到挑战,也会受到僭越,从而致使社会秩序逐渐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来的转衰现象或是一种必然趋势。

  综言之,礼乐在西周王朝的顶层设计、社会运行与个体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于它在本质上具有美和艺术的因子,所以西周政治也会彰显出一种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精神风貌。礼制、礼仪、礼器与诗乐舞等在审美与政治两种价值系统上的内在融合上,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由此,西周在前代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相对优越的礼乐体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周一代真正开启了古代中国礼乐政治、礼乐审美、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的传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时期的天下观及审美地理学研究”负责人、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崔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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