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已经结束，但全球性的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继续频发。这一年夏季全球大范围持续高温、各类灾害给身处其中的人们留下痛苦的记忆。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23年北半球高温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阐述了气候变暖与全球各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间的因果关系，指出这一严重后果源自人类自身，“毋庸置疑，人类活动影响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大气圈、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迅速的变化”。

　　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各国研究机构就气候变化与相关治理进行了持续的研究。2023年国外学者研究主要围绕气候韧性、绿色投资、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以及能源贫困展开。

　　气候韧性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鲁米·谢瓦利尔（Romy Chevallier）和汉娜·萨克（Hannah Sack）指出，长期低排放和气候韧性发展战略在塑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轨迹，以及决定一个国家向低排放发展过渡的速度、方向和深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正在制定这些长期脱碳框架，以解决全社会的环境、经济和公正的过渡问题。在国家自主贡献基础上制定量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有助于各国探索替代化石能源的发展途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各国应通过长期脱碳合作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协同建设全球气候韧性。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学者摩根·希格曼（Morgan Higman）、约瑟夫·马伊库特（Joseph Majkut）指出，在未来30年内，气候变化将增加某些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并给各地区带来地理和生态挑战。与此同时，能源转型正在极大地使能源系统转向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存储技术以及更高的电力消耗。这些趋势为提高气候韧性创造了机会。

　　澳大利亚政策与科学研究所皮特·伊尔加（Peter Irga）等人认为，创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是促进城市可持续性和气候韧性的关键一步。绿色基础设施包括自然和半自然元素，如绿色空间、公园、雨水花园、绿色屋顶和墙壁，这能够提供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噪声污染、食品生产、雨水管理以及碳捕获，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在转向绿化和野生化的倡议，努力改善人类城市空间。

　　绿色投资

　　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可能途径，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仍处在排放升高路径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同时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需要巨额的绿色投资支持，尤其是来自富裕工业化国家的支持。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DI）的研究表明，全球性低碳发展已经被推进了很长时间，并且始终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内容。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安全的气候至关重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快将在2030年排放超过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然而，在富裕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支持承诺尚未兑现，以及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加剧、债务危机背景下，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短期内的合理选择并不是必要的低碳发展路径。如果主要的经济大国垄断与气候相关的知识产权，或者没能扩大绿色经济中的贸易或移民机会，那么采取措施促进优惠融资或重组并减少债务将成为国家的短期解决方案。

　　欧洲投资银行报告指出，欧盟公司正在推动气候转型，超过一半的欧盟公司正在投资或计划投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项目。西欧和北欧的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最多，而中欧和东欧的公司则是计划投资最多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将欧盟的不确定性推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不确定性对投资不利，绿色投资也不例外。由于能源成本上升，企业投资于气候行动的动机被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所抵消，从而导致不甚理想的投资。尽管面临挑战，欧洲公司仍表现出了韧性。2022年，欧洲公司投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的市场份额增加了10个百分点，平均达到了53%。在中欧和东欧（增加了15个百分点）和中小企业（增加了11个百分点）增长尤其明显。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比非能源密集型企业对气候投资的兴趣更大。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约瑟夫·乌皮勒·马托拉（Joseph Upile Matola）等学者指出，气候融资不足仍是非洲推动可持续和有韧性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由于传统的融资途径为非洲国家提供资金的机会有限，创新的气候融资方式、特别是吸引私营部门的方式变得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具备调动技术和财政资源的能力，在促进采用这些创新融资工具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足够的气候融资将有助于非洲绿色经济发展，促进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担，发展碳定价并通过当地市场提供融资。

　　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撰文指出，当前各国的减排计划总体上不足以阻止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这可能会给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净零排放和更强的气候韧性应当是21世纪世界经济重要的特征。为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需要真正的领导力。而中国通过在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技术领域的巨额投资，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领导者。近期，中美再次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并重新开展合作，这给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全球合作带来了希望。

　　美国芝加哥大学蕾切尔·格伦宁斯特（Rachel Glennerster）等人指出，高收入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新西兰等国要对人类活动已经排放的大部分碳负责。即使在今天，在考虑到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后，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国家仍然负责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外，高收入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来支付缓解问题的费用。因此，他们应采取行动以减少碳排放，更有效地解决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重大环境危害。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西蒙娜·塔利亚比得拉（Simone Tagliapietra）、赖因希尔德·弗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和杰罗米·策特尔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研究指出，欧洲的产业政策以绿色和数字为重点，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将韧性和“开放战略自主”作为政策目标，同时避免外部依赖。政策目标包括确保清洁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加大对绿色研究、创新、部署和最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清洁技术方面创造领先市场，以及更具战略性地利用单一市场法规、公共采购规则和竞争政策。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列出了被认为是“战略性”的净零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发电、陆上风能和海上可再生能源、电池和存储能源、热泵和地热能、电解器和燃料电池、可持续沼气和生物甲烷、碳捕获存储及电网技术。《净零工业法案》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储存的年注入量为5000万吨，以刺激碳捕获和存储的发展。该法案概述了一个基于各成员国确定净零网络战略项目（NZSPs）的治理体系，并由欧盟委员会进行最小限度的检查。欧盟应该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绿色产业政策战略，以可信的方式利用单一市场，建立一个坚实的新的治理框架和新的欧盟层级的融资方法。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查德·P. 鲍恩（Chad P. Bown）等人指出，美国、欧盟和中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近一半，但他们的气候政策是异质的——因为政府形式、经济发展路径、政府在其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存在巨大差异。气候政策的选择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例如，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降低了全球采用太阳能的成本，刺激了其他地方的能源转型；欧盟的减排使世界其他地区受益，同时证明了通过政策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性；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旨在刺激清洁能源转型的税收激励措施来帮助推动全球技术创新。鉴于目前的冲突状态，欧盟、中国和美国取得的进展是为整个世界加强政策合作的必要第一步。这三个司法管辖区彼此不同，意味着任何涵盖其核心利益的框架都有可能抓住大多数其他高收入国家以及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系统性利益。与只包括两个参与方相比，三个参与方将避免导致歧视性的结果（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解决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气候问题是协调主要贸易和气候问题、促进世贸组织改革的重要前兆，但它只是当前任务的一部分。建立气候合作的参数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减少不确定性的规则，可能有助于刺激私营部门的创新和投资；这些规则将缓解企业对贸易伙伴采取边境措施来限制他们出口的担忧。有学者指出，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欧盟、中国和美国需要在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领域进一步合作。

　　意大利马特艾基金会劳拉·卡瓦莉（Laura Cavalli）、基娅拉·博埃里（Chiara Boeri）指出，迄今为止，大多数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都是基于减少生产方面的排放，以及与电力生产相关的措施，而只有少数政策涉及需求方面和最终的能源用户——消费者。这些需求驱动的排放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收入增加，也因为时间因素。特别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多年来的快速增长造成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因此，在碳减排政策中，需求驱动型碳排放原则应与生产导向型措施具有同等权重。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由消费者主导的碳排放方式转变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源贫困

　　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组专家团队认为，在促进能源转型方面，市场不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已经变得很明显：能源贫困和煤炭的逐步淘汰。高电价尤其损害最贫穷的消费者，他们通常将预算的更大份额用于电费支出。能源转型也可能损害以化石为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来适应新的经济活动。

　　保加利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特奥多拉·佩内娃（Teodora Peneva）指出，学者们在分析欧盟气候政策的社会影响时，通常把重点放在气候中和目标上，而不是公民的福利或幸福感上，而政府实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时会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包括贫困和不平等。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能源支出的份额以及低收入会影响并削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如果政策无法有效实施，将导致更高的贫困率和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让公民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推迟实施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设备领域的气候政策，都将加剧人们收入不平等、能源贫困风险，影响脆弱家庭的碳中和，而这也是保加利亚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欧资本主义的现状、制度困境及发展趋势研究”（21AG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