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序文是一种基于临别赠言而产生的文体，萌芽于魏晋、兴盛于唐代，历经宋、元、明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流传至清代。序，通“叙”和“绪”，有叙述、条理、开端之意，以叙述和议论为主要表现手法。赠序是从序跋类下的诗序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其产生之初，依托于诗歌而存在，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文体的发展以及诗歌表现功能的受限，赠序“不因赠什而作”时，实现了文体的独立。它将古雅的语言与儒家政教思想相结合，总体呈现出典雅之美的风格特色，成为一种士大夫阶层广泛应用的文体。
唐·柳宗元《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见《河东先生集》（明刊本）。 作者/供图
赠人以言：赠序文的文化基因
古人离别，多有赠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入周向老子问礼，离开时，老子相送，并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的肺腑之言，亦是临别时最珍贵的礼物。《荀子·非相》云：“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赠人以言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崇高礼节的象征，至今仍广为流传。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赠人以言的母题或起源于先秦祖道祝辞。
远古先民出行前有一种祭祀路神的仪式，叫作“祖道”，又叫作“軷”“犯軷”“軷祭”。这种祭祀活动非常神圣，首先要选择好方位，然后高呼神明，进而祭酒，最后还要有祝辞。这里的祝辞即送别文字的滥觞，是赠人以言的起源。早期的祖道仪式以祭祀活动为主，饮饯为辅，“饯”在“祖”之后，也可以说“饯”是“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祖饯活动的普及和泛化，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被日常化、生活化，逐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祖道地位下降，让步于饮饯，祭神祝辞最终演化为临别赠言。今天我们临别之时经常说的“一路顺风”“一帆风顺”等，可谓最为简短的“祖道祝辞”了。
这样的文化基因既决定了赠序文的“意”，也决定了赠序文的“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抓住了赠序文的两个必要因素：一是临别之时“赠人以言”的遗意；二是未必以“序”之名归类，而应“依其体”。以这样的标准去认知，在赠序文的界定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赠××序”可能是赠答诗之序，而不是赠别诗之序，因为这些文章有的没有留别、离别之意。二是赠序文多以“送××序”为名，而不称“送序”“饯序”，是要取其“赠人以言”之意。三是从体制渊源上来讲，赠序文脱胎于赠诗之序，是用于赠别的序文，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变为众诗之序、无诗而徒有序的形式，所以只要符合临别“赠人以言”的遗意都可以称为赠序，不应以篇幅长短、有无赠诗来区别。四是从文体功能来看，赠序文是用于赠别的文章，所以题目中一般没有“饯”“送”“赠”等标志送别之词，而用于送别的文章，在赠序文范围之列；没有“序”等标志文体字眼的，而用于送别的文章，也在赠序文的范围之列。故赠序文自有其范式，而不是随意为之。
变化与发展：赠序文的生命源泉
赠序文兴盛于唐代，其从发展到独立经历了“诗前小序—众诗之序—赠诗附序—无诗而徒有序”四个阶段。继唐代文体独立之后，在宋代又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了“序后附诗”的阶段。具体而言，“诗前小序”是赠序文的发展初期，处于从属地位，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解题，简单地交代创作缘由，从而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歌的内容；至“众诗之序”，赠序文的解题功能下降，抒情功能增强，逐渐演变成描写集体宴会或送别时赋诗的盛况；至“赠诗附序”，个人在送别赋诗的同时，以赠序相赠，并与诗歌遥相呼应，或记叙或议论，其目的主要是补诗之不足，以增强感情抒发的效果；至“无诗而徒有序”，不作诗，只作序，这说明此时的赠序文已成为独立的文体，能够独自承担赠别功能，虽名为“序”，实则非序。到了宋代，赠序文正式进入了其发展期的第五个阶段，即“序后附诗”。序后附诗的赠序文证明了诗、文地位的互换，诗歌在此沦为了赠序文的附属品。如余靖的《送江秀才归庐陵诗序》，诗歌只是赠序文叙述中的一个部分，使赠序文更为完善，为其锦上添花而已。此文虽为诗之序，叙述的是作诗的缘由和背景，但从诗文内容含量、情感抒发、构思论理来看，其序远非其诗可比。诗前附序，在此已转化为序后附诗。
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赠序文赠人以言的文体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赠序文体的确立也是由其赠别功能完成的。基于赠人以言的深刻内涵，赠序文的文体功能主要为劝勉、延誉、祝愿等，在此基础上，随着文体的发展、成熟、流变，传道成为赠序文的主要表现内容。一种文体最活跃的时候，就是这种文体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的时候。唐代赠序文传道功能的产生是赠序文在宋代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赠序文发展到晚唐五代之时，由于古文的衰落、人才的凋零以及赠序文本身文体功能的限制，它伴随着那个时代走向了没落。不过到了宋代，赠序文重新焕发生机，是由于它深化了劝勉、赠言的功能，表现出了新的文体特征。宋代赠序文中，劝勉、延誉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完全成为辅用。作者创作赠序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义理，因此发展了论说一脉，多涉及文人思想，上至国家大事、为人为文，下至待人处事、生活琐闻，无所不包，极大地体现其展现个人情趣、个人见解的文化倾向，增强了赠序文的个性化和学术品位，突破了“赠序文为应用文体”的创作局限。正是由于宋代赠序文能突破应用文体的创作格局，没有同唐代某些赠序文一样流于应景之作，故而才能出现大盛的局面，被世人推崇。
守正与创新：赠序文的文体价值
在我国文学史上，赠别之言至唐大盛，并以诗歌为主要形式，其中原因多在于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以及超高的艺术水平。赠序文的出现及兴盛，打破了赠言必赋诗的局面，人们的交往方式也愈加灵活。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中，赠序文都是一种可以替代赠别诗的文体。
“诗缘情而绮靡”，诗歌创作因情而起，赠别诗亦不例外。因此，赠别诗的创作就受到了情感表达的限制。首先，受赠之人要与作者关系密切，或亲人、或好友，这样才可能产生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若是应酬、应景之作则难免走上为文而造情之路。其次，对于亲友离别一事，作者要有感而发，抒情言志，若是只作惜别，也不免千篇一律，令人生厌。赠序文熔抒情、描写、记叙、议论于一炉，避免了赠别诗创作中为文造情的弊端，其文体价值与发展空间即源于此。
在赠序文的分类研究中，有时会简单地将其分为送行之序和不送行之序，此“不送行之序”实际上并不是赠序文，而是赠序文的衍生体。清人曾国藩在《田昆圃先生六十寿序》中指出“寿序者犹昔之赠序”，即指赠序文体中衍生出了寿序。唐代之后，尤其宋明之时赠言之风盛行，此时赠言，非临别之言，各种庆典、有意义的活动、重大事件等都可以送人以言。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在赠序下分出五个子目，为序、寿序、引、说、附录。其中只有“序”为赠序，其他皆为序的衍生体。吴曾祺解释“说”为：“论辩中有此体，惟古人集中多有云某说为某人作，与名某说、字某说。其语气与赠序无异，故列之于此。”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说”体并不是赠序。薛凤昌在《文体论》中谈论“说”时曰：“是与论辩类中之说不同，古人集中，往往有‘某说赠某’，或‘为某作’，以及名说字说。欲其顾名而思义，实与‘赠序’一体也。”张相《古今文综》赠序下分“别序”“寿序”“赠序之其余各体”三类。其中别序首先按“别序之体制”分为仕宦、督师、出使、佐幕、致仕、宁亲、答人、留别、合送数人、送特别人，十类；再按“别序之作法”分为称颂、规勉、解慰、感慨、讽喻、发挥，六类。《古今文综》把寿序按“寿序之体制”分为亲戚、仕宦、武功、布衣、学人、女寿、双寿、方外、初度序和自序，十类；按“寿序之作法”分为考论、规勉、感叹、慰藉、发挥、别体，六类。“赠序之其余各体”分为学艺、序治行、序武功、序交谊、序名字、序新婚、序筑室、序补博士弟子、序下第、序优伶，共十类。其中只有“别序”是赠序，其他皆不是。从张相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他把“寿序”“赠序之其余各体”归入赠序的原因是取其“赠”之意，但我们所说的赠序文却是临别之言，所以寿序等都是赠序的衍生体，并非赠序。
从文体的意义上看，赠序文在赠别诗之外，另辟一途，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赠别诗向为文而造情的方向发展；赠序文衍生体的出现，不仅充分证明了其完全脱离赠别诗的独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赠序文对古代散文文体的贡献。至于这些衍生体在后世的发展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纵观赠序文的发展历程，有来时、有去处，有起有落，兴衰迭起。其无诗词之高华耀目，无馆阁之先天优势，亦无通俗作品之喜闻乐见，正因如此，所获得的关注也并不多。然而，赠序文却总能在衰落之时保留火种，并在坚守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不断调整战略，实现文体创新。传统文学至现代已新作寥寥，我们亦期待赠序文能代替金石珠玉，在今人离别之际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学、传统文化之雅致、可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赠序文研究”负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