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秩序统一原理，是指宪法、民法、刑法、经济法、劳动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法秩序内部不能存在冲突和矛盾，否则不符合法益保护目的，甚至违反正义要求。正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所言：“当在任何一个法律领域中得到许可的一种举止行为，仍然要受到刑事惩罚时，那将会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价值矛盾，并且也将违背刑法作为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的这种辅助性。”应当说，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性质，所有部门法的执行都应当贯彻该原则。然而，不同部门法均存在特殊的调整范围，如何保证“法秩序内部不能存在冲突和矛盾”，是当前法秩序统一原理与不同法域交叉问题解释的主要困境。

　　如何实现法秩序统一 

　　《民法典》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刑法》则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目的，以“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任务。可见在民、刑法视域，立法的着力点显然存在差异，在其他部门法视域下，这种差异性同样存在。在此前提下，如何判断一个行为在不同法域的性质呢？理论上，关于秩序统一原理与刑民关系的判断，存在从属性与独立性、相对从属性与相对独立性以及多元论、缓和的一元论等诸多立场。实践中却并无定论，例如，尹定前夫妇与岳母采用“离婚—结婚—取得户籍”的手段获得14万元拆迁款，是民法上利用规则（法律漏洞）的合法行为，还是刑法上的诈骗犯罪？即便采纳当前流行的相对从属性说，也无法得出唯一确定的结论，有罪论与无罪论各执一词。

　　法域冲突案件的解释难题，主要是民法、刑法等不同法律立法目的与调整范围的差异所致。如果解释者不能突破部门法的视野限制，就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讨论法域冲突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法秩序统一原理”的真正内涵。对此，笔者赞同拉伦茨的观点——法秩序统一不是概念、逻辑、形式的统一，而是重要价值引导下的目的统一。因此，法秩序统一原理并不要求各部门法就某一问题得出相同结论，但要求其价值和目的保持同向。在法域冲突问题的分析框架下，应摒弃部门法各自向内的推理逻辑，寻求价值与目的导向的“最大公约数”，即法律的目的理性。换言之，在法秩序统一原理视角下，不同法域冲突问题的解决，与正确理解法律的目的密切相关。

　　如何理解法律目的 

　　首先，法律目的具有统一性。虽然各部门法都有自己的立法目的，但其只是“个别目的”，在整体上还存在更为抽象、宏观的“统一目的”。“统一目的”是各部门法在实践过程中经由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的塑造，体现出的对于安全、秩序、发展、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的共同期待，是法律引导真善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因此，在秉持部门法“个别目的”进行判断时，不应忽视整体法秩序“统一目的”的检验。与前者相比，后者能为法域冲突案件提供更明确的价值导向。例如，对于尹定前夫妇与岳母“骗取”拆迁款行为性质的判断，虽然其离婚、结婚及户籍登记在民法、行政法视域下均“真实合法”，但这并不妨碍刑法上诈骗罪的成立。这是因为，当事人获取拆迁款的手段虽然形式合法，但其恶意利用规则、人为制造新的条件，获取与既定拆迁政策不符的利益，完全可以评价为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换言之，依据民法、行政法规则所得出“合法有效”的判断，仅是部门法内部的逻辑，与整体法秩序“统一目的”相悖。再如，在“帅英骗保案”中，虽然本案超过了《保险法》规定的除斥期间，保险公司丧失了实体救济权利，但这仅仅是保险法的内部逻辑，并不能就此排斥刑法上保险诈骗罪的成立。

　　其次，法律目的具有位阶性。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当存在多种法律目的且彼此冲突时，应将位阶较高者作为判断的主要根据。例如，作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的“陆勇代购仿制药案”中，陆勇私自代购未经批准的药品，在形式上侵犯了国家关于药品的管理秩序，在行政法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在刑法上也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评价某行为是否违法或犯罪，须在目的理性的视角下综合思考。不管是“假药”的行政法评价，还是“销售假药罪”的犯罪认定，其根本法律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对于惩治药品违法犯罪的法律规范而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根本目的、实质目的，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只是直接目的、形式目的——在位阶上前者高于后者。而该案中，陆勇代购“假药”的行为能帮助罹患病痛者，有利于其生命健康权益的保障。故在目的理性的视角下，其行为符合了更高位阶的法律目的，不应评价为犯罪。

　　最后，法律目的具有规范性。在法律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必然基于某种规范目的而设定行为模式和注意义务，因而在法律适用中，法官将个案事实与规范内容相连接时，就需要上述目的的指引。具体而言，裁判者可通过扩大或限缩解释的方法，得出符合规范目的的结论，以实现法秩序统一。例如，某职业打假人在同一时段、同一超市购买七包过期方便面，但分七次结账，事后持七张购物小票向法院提起七次诉讼，并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主张7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其诉讼请求在形式上合法，但是考虑到法律目的具有规范性，法院不应支持该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设置十倍惩罚性赔偿（不足1000元的，以1000元计）的规范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该职业打假人意图利用规则漏洞谋取个人利益，显然不属于《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条款的保护范畴。该案中，法院采用限缩解释认定其“消费”了一次，仅支持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即体现了目的规范性的判断立场。

　　总之，对于同一行为的评价，不同部门法存在不同立场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此，法秩序统一原理的科学内涵是目的与价值的统一，而非结论与立场的统一。在法域冲突的场景下，应把握好法律目的所具有的统一性、位阶性和规范性，以目的理性实现法秩序统一。

　　（作者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