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时期第一部类书《皇览》诞生以后，历代类书编纂流衍不绝。迨至南宋，此风更为兴盛，私修类书的大量编纂、专门性类书的兴起、中下层文人的广泛参与，都使南宋类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从而与文学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一时期文学时代风格的形成、后世接受面貌的呈现以及创作权利的进一步下移，都与类书的影响密切相关。

　　类书介入文学创作的利弊互陈

　　在提供文学创作素材方面，类书具有天然的优势。南宋类书的编者从历代典籍中搜集与创作相关的素材，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通过建构宏大的知识体系来展现时人心中的天下图景，进而满足创作者临文取材的需求。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即满怀这一期待，自称“正将备前乎未见之书，以充后乎无涯之用，凡古今应用之事，悉于此书萃焉”。章如愚《山堂考索》、杨伯嵓《六帖补》、托名吕祖谦《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等类书的编纂，也无不以储备创作的素材为宗旨。类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都是立竿见影，也可能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如叶廷珪自编《海录碎事》，在时人看来，其诗歌创作能以对偶工致、用事精切见长，离不开对类书的涉猎和编纂，其好友傅自得就直言不讳地说：“使侯向者不能博极群书，撮其机要，广录而储用之，虽能专如此，吾恐发而为诗，事不足以副力，枯而不腴，华而不实，未必能如是之工也。”无论是提供创作的丰富素材，还是对文学素养的深厚积淀，均可见类书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

　　此外，南宋类书还通过搜集排列“诸式”“活套”，推动文学写作更加高效。“诸式”是指在应用文中固定出现的功能性句法结构，“活套”则指应用文中与文体功能密切相关的常用词句。如叶蕡《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按所授对象的职官身份与具体事宜分为诸式、内简、内简换易等，熊晦仲《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设有“书翰换易门”“换易活套门”。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则明确设有“诸式门”和“活套门”，其中卷八将活套分作4类，分别是“起居类”“问闲瞻仰类”“拜见类”“承访类”，每类之下又罗列具礼称呼套、即日起居套、久别瞻仰套、拜别承接套等十八种套式，每种套式均有各种各样的成品和样板。类书聚集的大量“诸式”“活套”让本需费心揣摩的文章体式有了诸多可供参照的模板，也使得文学作品的生成途径更加熟练和程式化。

　　进而来说，类书提倡模仿、追求程式化的创作方法，既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和影响，又带来显而易见的弊端。以时文来说，统治者以此取士的目的是培养朝廷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但南宋科举类书却在推广一种因袭、套用的写作方式，而且风靡一时，尽管朝廷一次次地颁布时文范本，仍不能抵挡科举类书的强势干扰。这种风气终究还是引起了当时主政者的警惕，如朝官刘三杰将类书斥为陈腐：“四方士子传闻不审，但见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礼部侍郎胡纮对套类微词相讥：“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箱，无非本领。”在南宋时文逐渐走向程式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类书，成了南宋人批评的矛头所向。

　　类书对文学创作的深度介入，直接影响了南宋人对类书的评价，或极言类书的助益之效，或批评类书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无论是将类书视为辅助写作的利器，还是将其视为因袭套用的工具，都正说明类书具有通过构建知识体系以塑造写作思维的影响力。

　　类书作用下文学形态的“是非”丛生

　　类书辑录的文献大都来源于前代典籍，其思想内容往往与源出文本紧相扣合，在后世尤其是典籍散亡的背景下，滋生出重要的辑佚和校勘价值。但类书中的文本毕竟脱离了原初语境，被置于不同的主题之下，难免产生扭曲和变形，传达的信息也随之发生一定变异。因此，在类书的反射作用下，文学形态呈现出“是”与“非”的两面性。

　　所谓“是”，是指类书作为保存文献的重要载体，相对真实地显现出文学作品的历史样态。南宋文学在后世接受的整体面貌，如果缺少了当时类书的存录，必将显得残缺不全。如熊晦仲《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收录许多宋人诗作，其诗集不传于后世者有221位之多，以此受到清人陆心源的称道。又如陈景沂《全芳备祖》因收录宋人诗文作品而受到后世推重，朱祖谋、王鹏运等人在校词时即充分利用此书，唐圭璋编《全宋词》亦从该书中裒辑大量词作。对于这些词作来说，《全芳备祖》往往是唯一或最早的出处，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再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词》、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以及今人编《全宋诗》均对佚名《锦绣万花谷》加以充分利用，也显示出该部类书的文学文献价值。

　　所谓“非”，是指基于类书功能的需要，编者常常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删削或重组，将其置于不同的门类之下，致使文本产生文字异动和意义变化。南宋李诚父《批点分类诚斋先生文脍》打乱了作品的原有次序，将杨万里的文章根据各自的主题重新归类。佚名《翰苑新书》摘录大量散联警语，在将其分门设类的同时，又细分为“发端”“起联”“警联”“结联”等不同类别，从而让原本主旨并不凸显的文字片段有了确定的主题，同时使它们在创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具体可感。也有一些类书对作品进行大胆改动，如委心子《分门古今类事》为了使其所录小说符合特定主题，不仅对原文进行删改，甚至还在篇末增加议论以强化或改变故事的主旨。作品的删节和文本的异动彰显出南宋类书所具有的改编权利，也进一步影响了这些作品在后世的传播样态。

　　从编纂意图来说，南宋类书并不以保存文献为目的，但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大量从原文本中抽离出来的文学作品或文字片段，通过分门别类的方式置于不同的主题之下，使文本的形态和意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类书作用下文学形态的“是非”丛生，彰显出类书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影响。

　　类书映照文人群体的得失共存

　　在类书诞生之初，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精英群体，隋唐之际，编者亦多为主流文人，尽管出现了《初学记》这样用来指导初学者的类书，但其阅读对象仍是世家贵胄。北宋官修类书主要供帝王御览，私修类书的编者也多是上层文人。南宋类书则与以往不同，不仅未见官修类书的记载，主流和上层文人编纂类书也极为少见，类书的编者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民间书坊主也积极推动类书的刊刻，在这一背景之下，甚至出现大量佚名作者的类书，如上述《锦绣万花谷》《翰苑新书》等俱是。

　　在辐射对象由精英群体转移至一般知识阶层的同时，作为传播文学知识和创作技巧的媒介，类书降低了写作的门槛，帮助更多人更快地获得各类文体的书写规范，推动了文学书写权利的进一步下移。南宋四六类书、民间日用类书倾向于为一般知识阶层提供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如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加意搜集当时民间常用的文章体式，以供日常交际之需。元人熊禾为该书作序时称：“刘君此编，自冠昏以至丧祭，近自人伦日用，远而至于天地万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毕备。”在印刷术的普及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福建建阳、建安两地大量刊刻类书，为当时知识阶层所瞩目。谢维新不无惊异地称道：“两坊书市以类书名者尚矣，曰《事物纪原》、曰《艺文类聚》，最后则《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出焉。何汗牛充栋之多也！”这些流通于商业市场的类书，让本属于精英阶层的文章写作规范被更多人掌握，即使是像骈文这样需要高度文学修养的文体，也可以在短时间内速成。文学书写权利的进一步下移，是南宋类书带来的实际益处。

　　对于私修类书而言，南宋现存的数量超过以往的总和。这些类书拥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应用群体，但文学史上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对于南宋人来说，类书所透示的往往是文学创作中并不光彩的一面，即便使用了类书，作者也往往秘而不宣。由此产生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大量以服务文学创作为目的的南宋类书流传于今，然而显示与其有直接关联的文学作品却很少。与类书一起被遮蔽的还有大量中下层文人，他们的作品也“消失”在文学史的长河之中。《永乐大典》（卷14837—14838）残存《大全赋会》两卷，收录南宋律赋76篇，这些律赋的作者很可能正是南宋类书《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的直接受众。若将《大全赋会》忽略不计，南宋现存律赋不足50篇，且多为主流文人所作，而以《永乐大典》残存律赋数量来推测，原书50卷的《大全赋会》所载律赋应不少于1500篇，这些作家作品更能代表当时律赋创作的真实情景。南宋私修类书尤其是四六类书和日用类书，明确将服务对象定位为普通知识群体，并在商业市场中销售和流传，进一步扩大了类书在当时及后世的接受群体。毋庸讳言的是，以精英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文学史，真实的文学图景往往会被知名作家的光辉所遮蔽，只有当我们摘下有色眼镜，从普通书写者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史，借助于在类书映射和引导下的写作方式，才能隐约望见更多不知名的创作者，由此得以欣赏不同于以往视域的崭新的文学景观。

　　元代以降，虽然类书史出现过《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官修类书的辉煌，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式的，私修类书跃居主流的发展趋势已势不可当。在科举应试和商业出版与类书编纂紧密互动的同时，明代类书的文学史影响相较于南宋来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介入文学创作带来的利与弊、作用于文学形态的是与非、映照在文人群体的得与失，都值得我们继续加以反思和总结。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暨南大学博士生；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