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课题组赴福建、浙江等地开展调研。通过现场走访和召开座谈会发现，当前处于全球旧产业链大拆解与新产业链重新形成的过渡期，各市场主体正加快建立产业新链接，应对全球产业大拆解。为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发展，应通过支持建立人力资源与国际人才新链接，优化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助推国内品牌加速全球化步伐等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民营企业积极应对全球旧产业链大拆解

　　全球产业链大拆解的本质是国际环境变化对产业链的重塑。美国全力以赴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多样化；欧盟则在传统壁垒之外，通过ESG、数据隐私等理由设置新商贸规则的不确定性。不少沿海城市以往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两头在外的模式，因此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表现为外贸订单下降、外贸转内销渠道依然不畅、一些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等。但与此同时，一些市场主体正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建立新链接，逆势发展。那些发展信心不足的企业家，大多受到旧链接大拆解的直接影响，处在过去的产业结构中不能自拔；相反，那些努力建立新链接的企业家，则往往表现出更大的信心。

　　在建立新链接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底座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要切入点，虽然存在长期性、综合性效益，但往往被认为周期长、见效慢。但这两年来，日益完善和发达的基础设施在支持双向贸易沟通中的效应日益凸显，尤其是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开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石狮市某企业通过中欧铁路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专用设备，原先大约需要13000元一台，在使用新疆中转仓之后，可以降到7500元一台，且大大提高了时效，大约可以节约两个半月时间。这就为企业从订单模式转向批发模式提供了基础，并对中亚五国形成很好的覆盖。

　　但基础设施只是硬件上的基础，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得“软件”跟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表现出顽强拼搏的气概。虽然全球大拆解是“倒逼机制”，但市场主体依然表现出较强的企业家精神。不少国内贸易商的出海，并不仅仅是把贸易环节移到一些新兴的海外市场，而是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实现企业自我转型。例如，一些原来卖服装的企业，改为卖面料、输出设备和技术，甚至去海外开厂做制造，与原来的合作伙伴共同研发和打造新品牌，逐渐进入在国外设立制造企业就地制造与销售产品的阶段。当然，尽管我国的民营企业展现出了应对大拆解的韧性，但困难和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除了很多文章讨论过的各种压力之外，还有两个压力值得一提。

　　一是海外市场的变化和合作伙伴的转型使国内供应商压力增加。例如，随着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加强，国外客户也经历了一轮洗牌，剩下来的幸运儿对成本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要求转而构成了对国内供应商的现实压力。二是民营企业受到的来自各方的挤压效应依然存在，一是国际挤压，二是同行的挤压，三是行业巨头的挤压，四是物理空间的挤压。

　　进一步应对大拆解的几个关键

　　为进一步应对大拆解，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民营企业创造条件。

　　一是积极扩大建立国际新链接的增量人才，提高存量人才的使用效率。在建立国际新链接的过程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不只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人才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基础资源。在增量人才上，应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交流；大力培育小语种人才和专门知识人才。在存量人才上，应充分发挥广大华侨华人的优势，让他们在公共外交、经济交往、人文交流中发挥关键作用；提高智库能力，合理发挥体制内人才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退休后的“余热”，缩小中美竞争中智库水平的差距。

　　二是进一步优化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起着先导性作用，尽管过去我国在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尚无法满足全球和部分重点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应通过全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支持双边及区域性的多边跨境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打通全链路国际物流与供应链，助推国内品牌加速全球化步伐。同时有效识别和控制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政治风险，建立区域协调和监督机制，加强相关立法和合规建设，创新资金筹集和使用方式。

　　三是开展实质性的标准体系与话语实力建设，辩证看待日益增长的ESG压力。完善相关标准，强化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应高度重视影响日益扩大的ESG标准的正反效应，尤其是对国内外供应链的影响，做好风险评估。ESG既是稳住和拓展欧美市场的必需，也在数据安全、发展标准等方面存在风险。一方面，应本着“共性先立、急用现行”的原则，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科研院所间形成协作机制，在环境管理、碳排放管理、节能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社会责任、企业治理、绿色金融等ESG相关领域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提高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对ESG话语应适当控制，高举可持续发展大旗，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为积极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和金融工具。应继续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帮助外贸企业纾困解难。针对外贸企业怕毁约的现象，应继续发挥出口信用担保的积极作用；针对航运物流业“先服务，后收钱”的融资困难，应进一步形成信用审核、信用融资和风控管理机制，为通过审核的货代企业进行信用融资；应尊重市场主体的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在金融支持方面减少阻碍；此外，还应加强年轻一代和企业出海过程中的金融投资意识的培养，开发针对华商出海的证券化工具。

　　五是提供更加敏捷的政府服务，在微服务上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政府应顺应市场变化，及时提供公共服务，为解决新经济成长烦恼贡献“敏捷治理”。例如，在调研期间，不少企业反映当前商务签证慢、限制多、国际航路不畅等问题；再比如，不少企业反映铁路在退票费、改签费开设电子发票方面非常不便捷。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本身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现实中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便。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政府项目管理和业务操作的核心层面，包括政府敏捷软件开发、敏捷收购、敏捷项目管理以及敏捷评估。其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政策制定过程，允许快速迭代来满足公众需求。

　　六是激发双循环枢纽城市与县域经济活力。进一步鼓励各地区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这些年来，基层事权承接能力不足，有效性有待提高，缺乏系统协调。应总结各地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采取“菜单式”放权方式，在完善充实放权事项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县域发展的支持力度。

　　七是在制度层面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晋江经验”强调要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县域产业集群的数字生态建设。不少小微数字经济企业税收低，但在富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发展壮大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形成多元包容、供给充分的数字化服务供给体系。以产业集群和产业带为载体，对参与第三方技术服务的初创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建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同时，政府也应依法强化公平竞争秩序，对数字化过程中涉及的数据流转和权益保护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规范，保障业态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跨境电商行业组织建设，为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出海提供保障和支撑措施。

　　八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驱动特色产业集群新发展。加强品牌中国建设，以小文创赋能大产业，带来传统产业集群整体附加值提高和品牌强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着力推进文化软件服务、建筑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广告服务等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等重点领域融合发展。以打造品质城市吸引人口和消费，让老厂房、旧街道等“锈带”蝶变成市民休闲和创业创新的“秀带”，打造专业市场、商圈、体验经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