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开先，在文学上与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他才华出众、斐然成章，创作涉及诸多方面，如诗文、戏曲、散曲、对联、谜语等，尤以戏曲、散曲成就为高。他的藏书成就亦较为突出，与金陵焦竑并称“南北两大家”，宏富藏书中词曲类最多，为其赢得“词山曲海”的美誉。同时，他还对珍稀图书、自己及亲友的著作予以仔细整理和编排并付梓刊行，使之广为流传，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发展与整合作出了突出贡献。

　　藏书之富，甲于齐东

　　李开先藏书的具体数量，因其藏书目录《李中麓书目》佚失而难以确知。不过，唐顺之、冯惟敏、王世贞等友人和他本人曾在著述中提到藏书大概数目，无论唐顺之说的“汗牛讵止盈五车，插架应知满万轴”，冯惟敏说的“囊括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王世贞说的“牙签纵横十万卷，肉谱上下三千年”，还是他自己说的“岂但三车富，还过万卷余”“延客开三径，载书过五车”“书积已过三十乘，诗成约有百千篇”，“五车”“万轴”“十万卷”“三车”“万卷”“三十乘”等字眼足以说明其藏书之宏富。《明史》称其“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言其藏书“甲于齐东”，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说：“近代藏书家，推章丘李氏，金陵焦氏，王孙则西亭之万卷堂。”

　　其藏书遍及经、史、子、集，各有侧重。经书中经学实务类较多，集中收藏在中麓书院的万卷楼内，罢归后他创办中麓书院的目的是培养有潜力的后生，万卷楼专藏经学实务类，旨在扩大生徒视野和为科考服务。此外，所藏经书尚有宋抄本《春秋谷梁传》、唐李鼎祚所作《周易集解》、北宋孙奭撰《孟子音义》和陆佃撰《礼象》、南宋项安世所作《周易玩辞》、元李简撰《学易记》等善本。所藏史书之类有大量家谱、地方志及《汉书》《蜀鉴》《西汉文鉴》等，子书涉及农书、历书、医书、道家之书、小说集、书法总集等。所藏集书中最多的是词曲类，故有“词山曲海”之美誉。为了保护这些藏书，他将它们分置多个地方收藏，并进行精美装裱。遗憾的是，他以毕生心血搜求的宏富藏书，经过家难和国变的剧烈动荡，逃脱不了散佚的命运，先后流向朱睦的万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毛扆的汲古阁等。

　　横口纵笔，文随俗远

　　李开先对金元词曲非常喜爱，认真研读之后有了足够的鉴赏能力，对很多戏剧家和剧种了然于胸，以至于唱戏之人一张口他就知道起调对错。好之笃而久，烂熟于心，才能厚积薄发、有所创作。他的词曲之作有传奇《宝剑记》《断发记》《登坛记》，杂剧《一笑散》（含《园林午梦》《打哑禅》），散曲《赠对山》《卧病江皋》《四时悼内》《中麓小令》《南曲次韵》等，曲论《词谑》。《中麓小令》体式精妙，时人多为仿效、传诵，和者和刻者不计其数，谓之“中麓体”。《宝剑记》与《浣纱记》《鸣凤记》并称明中叶“三大传奇”，奠定了他在戏剧史上的地位。

　　罢归对他来说虽然痛苦，却开拓了创作视野，使他更为关注民间文化和洞察下层读者的阅读需求。他重视民谣小曲，把它看作与《诗经》、乐府、唐宋词血脉相连的文学样式，指出【山坡羊】【锁南枝】之类小曲遍布市井，虽然“淫艳亵狎，不堪入耳”，但是“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认为这些民间歌谣同样担负着历史传承的重任，识见远超时人。他创作的院本也是如此，积极吸收民间文学的养料，创作了带有浓厚烟火气息的院本六种，可惜的是唯有《园林午梦》和《打哑禅》流传于世。《词谑》中亦有不少采自民间的内容，如《咏疟疾》《你的谎儿大似我》《戏妓多贺生辰和昧年》等，语句很接地气，通俗易懂，感染力极强。遍观他的诗文集《闲居集》，也能发觉民间文学的影子，《寓言》借在山东一带流传甚广的故事自嘲为官时的谨小慎微，此外还有《樵妇吟》《车遥遥》《村女谣》三篇，皆用朗朗上口的俚曲方式反映百姓生活的艰辛。他的《中麓山人拙对、续对》《诗禅》等对联集、谜语集亦与民间日常活动密不可分。总之，他的作品受到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带有较为浓厚的泥土气息和强烈的山东地方特色，将当时的文艺带入另一个境界之中。

　　结社提携，家乐唱曲

　　李开先罢归故乡后，加入乔岱、袁崇冕等本地文人结成的词会和诗会，并被推举为会长。这是成员展示所长和相互交流的场所，众人定期雅集，每月轮流做东，遇景命题饮酒赋诗，晨烟夕霭啸歌自得。唱和经历对每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每次必须有新作，否则会受罚，使得他们积累下来的成果相当可观。他们除了在雅会中唱和外，还写作一些奖掖提携性质的诗文，以为友人祝寿、作墓志铭和为其作品写序作跋的情况居多。毋庸置疑，李开先是一位核心人物，作为“嘉靖八才子”之一，文采出众，声名在外，也正是他的加入，使得词会和诗会超越一地的局限，逐渐为当时的文坛知晓。而且他以四品官被罢归，广泛的人脉争取到了地方长官的关照，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更多保障和庇护。众人雅集使得章丘成为当时艺术创作十分活跃、艺术氛围异常浓厚的词曲中心之一，在北方曲坛占据重要地位。

　　他的家乐班，在招待宾客、怡情遣兴、自娱娱人之余，对其创作起到促进作用，他常常以家乐为载体观戏听曲，探讨文辞格律。同时，邀请友人观看家乐班的演出，为文士之间意见交流提供机缘，通过技艺切磋和指点润色，他可以检视剧本的演出效果，并使家乐班的表演更贴近原著精神。《傍妆台》百阙（又叫《中麓小令》），悼念妻子张氏和爱妾张二的《四时悼内》，收录历来【浪淘沙】之作的《古今歇指调》，改窜民间流行小调的《市井艳词》，怀念李舜臣、刘绘、罗洪先等九位好友的《九子诗》等作品皆曾被之管弦，令家乐班朝夕演唱。《一笑散》写成后，他“有时取玩，或命童子扮之”。《宝剑记》每写成一出，即亲自指导排练，按腔、定调、合板，发现不妥处随即修改，至全剧完成后扮演待客，坐客无不泣下沾襟。尤其是“林冲夜奔”一折，成为昆曲、京剧、湘剧等剧目的保留选段。

　　自觉传世，积极刊刻

　　李开先的传世意识很强，著作一旦写成即会刻印以广其传。刻印前后会写多篇序文，介绍作品的写作背景、刊刻过程、社会影响或自己的文学主张，甚至会为作品引起的争议进行阐释或辩解。此外，他整理边贡、崔铣、袁崇冕、唐顺之、乔岱、何景明等友人作品集并积极刊刻，还将为马广、孙光辉、王阶、刘东、袁崇冕、张师雍、魏守忠、康迪吉等挚友所作的诗文和大量纪念性资料单独编辑刻印，不过除了收入《闲居集》中的诗文得以流传外，刻印的单行本由于多种原因早已亡佚。

　　如果说他刻印自己和友人作品，并帮助整理和刻印友人纪念性资料，是为了“赢得生前身后名”，那么他刻印张可久、乔梦符等词曲之作和《改定元贤传奇》则出于为天下保存文献的强烈责任感。他对元人张可久、乔梦符十分推崇，曾说他们“犹唐之李、杜”，于是多方辑集两人的散曲，刻成《张小山小令》和《乔梦符小令》。他还主持刊刻《改定元贤传奇》《歇指调古今词》等元杂剧，其中《改定元贤传奇》乃以从收藏的千余种元人杂剧中精选出的十六种为基础，而新中国成立后影印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所收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正是当年他的旧藏。将自己的秘藏整理刻印，以己之好推及爱书之人，将心比心，充分彰显他与天下共赏的胸襟。

　　总之，李开先不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将图书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刻书活动相结合，通过阅读藏书提升学识，通过借阅和刻书活动扩大书籍的流传范围。古代藏书家虽多，但从采访、分类、编目，到管理、利用各方面都有见解并躬践于行的，实不多见。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学者兼藏书家、出版家的身份，尽收集、保存、整理、校勘、刊刻之力，有培养人才、繁荣学术之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李开先藏书、著述和刻书研究”负责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