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魏颢编纂《李翰林集》，是李白诗文集的祖本。以李白主动交付手稿缘起，由读者、仰慕者魏颢予以落实。其浸润编创双方心血，包蕴诗人对作品发表、形象传播的强烈意愿，编者对这种意愿的积极推动与执行，体现出盛唐文化氛围的厚重与图书活动的空前活跃。

　　结集缘起，相见泯合

　　唐五代涉及李白诗文底稿与集结的有：李白将手稿交予魏颢，后者终成《李翰林集》二卷；交予随州贞倩和尚，谓“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未提编纂成集；交与李阳冰，后成《草堂集》十卷；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在《草堂集》基础上，重编文集二十卷。此中，前三回由李白亲自交付，魏颢、李阳冰明确接受编纂嘱托。

　　李阳冰是李白族叔，时为当涂令。当年，李白从金陵至当涂投奔阳冰。此期所写《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当涂李宰君画赞》，对阳冰充满感激与敬仰，却并无托付结集之意。至腐胁疾重，才选择交与诗草，阳冰《草堂集序》称：“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此实为“托孤”性质。

　　那么，唯魏颢是白在身体康健、思虑周全的情况下选定的编纂者。细绎《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金陵酬翰林谪仙子》《李翰林集序》及相关文献：颢系出“馆陶魏氏”，为名相魏征曾孙，博通文史；作为道教徒，他隐居道教兴盛的王屋山，深蒙沾溉；作为追随者，他跋涉千里，于天宝十三载（754）访得李白。

　　两人“相见泯合”，魏颢的气质、性格与态度，为白所看重。文章如子嗣，交予何人自是慎之又慎。颢仪表处事皆不俗，白称其“昂藏出风尘”“知非儓儗人”“必著大名于天下”；从他本乎仰慕，千里寻白的壮举来看，脾性中有一股执着。虽与子猷访戴同起于兴之所至，却更在意访得对方，以表情怀。这种有始有终，爽利勃发，不黏滞于俗务的行事态度，为白所赏。交游过程中，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位凭空而降的友人使白在仕途种种遭际后，感到被人推重的喜悦。从白运笔汪洋恣肆、行运造化且色泽明朗的赠诗中便可窥得，他予对方的赞美纯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因此做出“无忘老夫与明月奴”的寄托，比托付书稿更为郑重。可以说，这个重大选择的做出，首先是“情”大于“理”的。

　　只是这种推重，被清注家王琦视作“不虞之褒”，白似有不察过誉之嫌。实际上，李白常怀赤诚，于己于人期望甚高。他少时便有“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的执着与挑剔，中年后修改《大鹏赋》更见对创作的谨严、对个人形象的积极维护。后人常以太白诗风浪漫俊逸，又有斗酒百篇的惊人创作力，忽略他对待作品的严正苛刻与悉心保藏。这样的作者恰是对编者期望最高的类型，需要对方充分理解他，理解作品精髓。

　　承白之托，终成其事

　　于此，可比对魏序、阳冰序，从编辑整理角度来探索李白集编纂方案与落实。

　　魏颢提及“经乱离，章句荡尽”，阳冰序则言“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太白诗文稿丧失大半，散佚严重。唐肃宗上元二年（761），魏颢正式着手文集编订。他于绛州偶获太白诗稿，未交代是否完整。缘乎与颢分别后，白于乾元二年（759）“罄其草”授贞倩，则颢所获当不是上元前全部作品。魏颢编纂前“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效果有二：对作品精熟，使集中收录尽可能准确；极便高效完成基本的分类、摹写等工作。

　　魏颢承白之托，忠人之事，努力弥补损失，执行编纂方案。所谓“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他并不知白已过世，对此前丢失手稿也深为抱憾。首先，卷首为白赠颢作、颢酬白诗，出于“不忘故人”，与今人“向某某致敬”同属一类。其次，为《大鹏赋》。只言一篇作品，却从类型上为“再刊”做出准备。将来若收新赋，当编选入此卷。再次，古乐府诸篇。其他类型，顺延其后。整体采取“积薪而录”的方式。具体至诗句异文，颢采取“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的办法，直观确认了白诗文本多歧状态形成甚早。

　　除却编纂方案，魏颢对编订工作有着长期规划。将由其子“平津子”负责具体工作。平津子，无考，从文士字号惯常定名法来看，当为道号，如“广成子”“纯阳子”类。“其他事迹，存于后序”，是颢原定于《李翰林集序》外，再写《后序》。将事迹未尽者，俟有访闻，作后序以纪，侧重对“人物形象”的呈现与传播。可推知，关于白的生平、交游、掌故等资料，最初预期安排于卷末。

　　文化天下，华章成集

　　结合以上，诗人、编者对诗文集编纂、形象传播非常重视，其深层原因便是当时的文化气氛。“图书”“典籍”观念日趋成熟，似春苗入土，风露拂林，自有参天之本，定会福荫众人。将散存的作品结集成册，已进驻士人生活，成为他们保藏作品、塑造形象、传播声名的重要方式。

　　此前，“典籍”自是存在，无论文字如何承载，内容、思想是其存在的绝对意义，几乎成为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至隋唐阶段，缘乎政府重视图书搜集、整理，“典集”的物质承载意义变得格外突出，编纂图书应具备的主体要素，渐趋齐备。唐太宗贞观年间，《隋书》完成，分类仿阮孝绪《七录》体制，一仍经史子集四部。712年，玄宗即位，唐王朝进入全盛，文化大兴，国家藏书量臻极。整理校订、划分层次的工作也由弘文馆、崇文馆主持，开始建立分类入库的制度。私人图书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供需增大，分类有法，成为积学广才的象征。

　　这一阶段，诗人们畅行天下，真正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诗歌内容取材多样，陶钧天地，兴象玲珑，从“艺术生产”一维为整个图书事业奠定了宏富的文化资源基础。诗人们有着强烈的发表传播欲望，方法多元，有结集、刻石、行卷、题壁、题画、即兴、寄赠、送别等。除却亲眷门人弟子，似魏颢般有热情、有功底的读者也会积极参与编集。骆宾王、上官婉儿、王维、卢纶等的诗集，则由人主下诏编进。唐人选唐诗、君主敕编别集俨然成为唐集编纂中的突出特色。这就使诗文集编纂，在传统关注内容质量、文艺水平等问题外，融入更复杂多元的因素。诗歌文体特性宜乎一展襟怀，其社交工具功能在此期愈发凸显。因此，在选篇结集方面，作者、编者皆需考虑全面。

　　回归祖本，探源时代，这是我们讨论李白诗文及其版本系统时，应当予以重视的。李白没有选择“自编”，而是授意看中之人魏颢进行“他编”，便是客观考虑到编订中诸多复杂因素，如作品理解、文体编排、序跋撰写、掌故叙事技巧等，希望能够真正实现诗文有效传播。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时期宋人集部典籍的编纂、刊刻与出版研究”负责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