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我国在参与全球与地区治理时的知识赤字和争取国际话语权、捍卫国家利益的强烈需求，对“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2022年）》，明确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目录，标志着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迎来了新的突破与机遇。学科的交叉融合被认为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属性。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联互通，才能产出足够客观、可靠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以文本中的语言研究为基础，这决定了语言学在区域国别学中大有可为。

　　语言学有助于拓宽研究范畴

　　英语“linguistics”（语言学）一词来源于德语“Sprachwissenschaft”（语言科学），可以说，“linguistics”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德语“Wissenschaft”（科学）紧密相关。1973年，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发表题为“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的文章，强调语言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80年，伍铁平将这一观点引介至我国学界，推动了我国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语言学的地位。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并不是指语言学是一门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科学，而是强调语言学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语言学的科学性在于，语言学是一门通过客观观察、数据收集和实证检验得出的经验科学，具有可复制、可证实、可解释的经验科学规律，这一点决定了语言学在科学体系当中的领先地位。语言学的开放性体现在语言学积极开拓其他研究领域，并与不同的学科交叉融合，这使得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十分广阔。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跨学科性是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语言论》中指出，“语言学的本质是跨学科性，它与自然科学等领域息息相关”。随着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语言学分支学科逐渐兴起，语言学已被认为是人类各门学科的有效工具。这些分支学科的兴起表明，语言学在社会科学当中起到了引领作用，拓宽了研究范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动了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90年代后，语言学进入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表象力和建构力。自此，语言学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视角。语言学中的隐喻研究、叙事等概念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安全、政策性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领域的语言学认知，开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语言学转向”。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正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内在联系有待厘清。因此，区域国别学有必要开启“语言学转向”，以语言为切入点，借鉴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对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议题给出新解释。

　　话语语言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

　　话语语言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是从话语的角度揭示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意义建构塑造国际认知与合法性。迪克（Teun van Dijk）指出，“话语分析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门交叉学科，我们更愿意把它说成是有关话语研究的学科”。经过多年发展，话语的跨学科研究日益成熟。尤其在德语区国家，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颇丰。维也纳学派的语篇—历史分析法、杜塞尔多夫学派的话语分析等引介至我国后，为如何从话语语言学角度考察国际认知与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际认知塑造是一个意识形态生产系统。国家形象构建是由个人或集体通过语言（话语）对国家形象背后包含的“社会政治现实”进行重解，即通过分析政治话语结构特征来讨论国际认知塑造。批评话语分析为国际认知塑造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主要探讨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揭示出话语是如何构建国际认知与政治事实的。比如，深度的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应用于某一具体政治行为、事件和过程中，如议会发言、议会辩论、媒体新闻、政府公报等，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复杂的政治话语实践如何影响公众的认知。在这一议题中，不能忽视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政治话语构建的重要作用。

　　此外，政治话语采取怎样的策略将权力合法化，也是话语在区域国别学中应用的一个热点。这一角度能为我们揭示，西方政治精英如何将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合法化。韦伯（Max Weber）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中认为，“任何权力系统都在试图完善和构建其合法性”。他将合法性定义为“对政治、霸权或通知的服从和信仰”。合法性与话语分析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合法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话语实践，即采取适当的话语策略来赋予实践和行为恰当性和合理性。将语篇、交际、互动等特征相结合，才能进行全方位的合法性研究。语言学分支学科中有不少交叉领域，如批评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用学等，这些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政治话语分析中。

　　总之，塑造国际认知与合法性离不开多学科的协同发展。话语语言学在塑造国际认知与合法性中的重要意义表明，通过分析话语结构特征来探讨国际问题，是区域国别学中的可行办法。无论是话语中的隐转喻、范畴化（认知语言学），还是话语的关键词搭配、索引行搭配（语料库语言学），或是话语的主题结构、句式特征（批评话语分析），都为从语言学层面研究政治文本和话语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社会语言学为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提供范式

　　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运用以社会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并借助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同区域和国家，即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状况、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社会心理和语言教育等问题，从而展现出语言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中的发展及其规律。

　　社会语言学在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以语言规划为例，全球化使各组织、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语言规划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演变成跨组织、跨区域、跨国家的语言协调行为。因此，可以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政策的文本和实施效果，开展跨组织、跨区域、跨国家的语言政策对比研究和效果评估，考察语言规划与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也可以围绕“语言变异”这一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对语言的多种社会变体（如阶层变体、性别变体、职业变体、年龄变体等）以及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规律、言语社区等进行研究。此外，语言在区域和国家中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也不容忽视。

　　语言政策是国家事务和规划的组成部分，也是处理族群冲突、商业博弈、医疗问题等的重要方法。语言选择是语言政策的核心。从本质上看，语言政策是针对不同情境下语言的选择。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在《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中提出了语言政策的三个部分：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语言实践研究语言在社区中的社会语言生态以及语言的实际应用场所。语言信仰研究社区中的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即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和语言、社会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语言管理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虑管理者为修正他人语言信仰和言语付出的努力。斯波斯基提出的语言政策的三大部分，都离不开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比如，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察语言规划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运用综合手段研究不同社会领域的语言使用与语言实践活动，以此为语言的社会应用提供基本原理和事实依据。

　　语言学作为一门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启示。在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高质量、全覆盖的区域国别学不可或缺且越发重要。深化区域国别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助于区域国别学在学科交叉中融合创新，从而开辟语言科学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区域国别数据科学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