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清代诗歌总集是清代诗学繁兴的重要体现。位处长江以南、太湖周边、以吴侬软语为纽带的苏、松、常、镇、杭、嘉、湖以及直隶太仓州，这“七府一州”系江南地区的核心，又是清代诗学的重镇，其地方诗总集的数量更是远超其他地区。这些总集，既是本地的诗歌文献，也是本地的文化文献，对于认识地域文学、地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因此，被誉为“有韵之方志”。
“富矿”：文献、文本、文心。清代江南的地方诗总集堪称一个值得深挖的“富矿”。学术界历来都对这个“富矿”十分关注，并且成果丰富，或载录相关书目，或撰写相关提要，或者进行全书收录。这些成果中，对全书的收录尤具价值。例如，四库全书系列、丛书集成系列、《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清诗总集丛刊》以及《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集善本丛刊》等，其中辑录了许多这样的诗歌总集，弥足珍贵。清代江南地方诗总集的存世量非常丰富，另有一些文献尚处在待发现、待认识的状态，因而实在难以准确统计其数量。据笔者查考，目前已知的数量达347种之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数量当远超此数。
这些总集的文本形式多种多样。郡邑类最能体现诗歌总集的地方性特色。这类总集因为面向整个行政区域，因而常常冠以地域之名称，如《国朝松江诗钞》《江阴诗存》《平望诗拾》等。一般来说，这类总集的编纂规模较大。另外，唱酬类、氏族类、闺秀类、课艺类、方外类等诗集，虽然所采选范围并不是面向整个地区，编纂规模通常较小，但因为所采选的大多为地方性诗人，因此也是地方诗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总集的文本存世形式多种多样，有刻本、活字本、抄本、稿本等前代纸质版文本，也有胶片、影印本、整理本等后出文本，还有电子版、网络版等虚拟形式的现代版文本。
诗歌总集体现了编者的文心。总集编纂者将这种文心内化于编纂活动之中，他们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学意识，以及宣扬本地诗学风尚的良苦用心。从编纂视角看，编纂者特别注意历史、地域、诗歌这三个维度，这三者相互交融，力求综合、立体地展现本地诗学风尚。从参编人员看，除了主编的重要作用，其他参编人员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他们影响着总集的生成状况、书籍品位、学术倾向。从编纂的行为看，不仅有原创性编纂，自成新书，而且续补前书的现象也较为常见，续书与原书前后相承，俨然汇集成为一部地方诗歌史。有时为了突出其历史价值，这些总集还尽可能地与地方志互为表里，以充分突显总集的“地方性”特色。
流风：存人、存诗、存地。“有韵之方志”首先在其“志”，志其人、其诗、其地，保存地方文献，让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士风、诗风、土风等能够流传于后世。
存人以流传士风。“存人”，即辑录本地历代的诗人。《国朝松陵诗征》编者袁景辂在该书的《例言》中云，选一邑之诗，“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二者不可偏废”，并强调“选乡辈诗，以发潜阐幽为主”，足见对“存人”的重视。为了“存人”，许多诗歌总集都撰写了诗人小传。袁景辂认为：“诗人无传，令读者如遇不相识之人，虽父子亦莫辨也，然其体例当取佳事佳话为点缀，不必如史传、家谱历叙生平。”当然，既可因诗而存人，也可因品行而存人。赵允怀在《支溪诗录序》中云：“以人存诗者，其人大端卓著，辞章之末，无事深求。”因人而存其诗，诗艺已退居次要位置，目的是能让其人的品行、行事等借诗集流传、影响于后世，这是保存士风以教化后人。
存诗以流传诗风。存诗，名家之诗自然是总集着重辑录的对象。江南本地不乏如钱谦益、朱彝尊、沈德潜等这些著名诗家，辑录这些诗学大家的诗歌，既可以增添诗集的品位，又可以提升诗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然而，更多的名不见经传者之诗，同样受到编纂者的关注，而且他们的诗篇在总集中所占比例非常大，有时会超过所采选的名家诗篇数量。之所以如此，因为地方诗总集是面向“地方”，需要考虑到诗歌的覆盖面，而不仅仅是诗歌的艺术层面。因此，不光省级、府级有诗歌总集，县级、市镇级乃至村级也有诗歌总集。层级虽然不同，但是编纂宗旨相同，旨在保存诗歌文献，将本地曾经的诗人、诗作传之后世。
存地以流传土风。地方诗总集既是文学性的文本，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诗总集中辑录了许多与本地乡风民俗、景观胜迹、山水田园、生产生活，乃至自然灾害、战争内乱等相关的内容。与全国性的诗歌总集相比，这些内容自然会更具有地方文化色彩。这种通过诗歌作品所承载的地域文化，较之地方性史书、方志等文献所载会更为生动、形象，而且会更为具体、详细。以《乍浦集咏》为例，该总集不仅是记载乍浦地域文化的生动文献，同时也是记录东南海防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给世人提供了认识乍浦港乃至明清时期全国海防的历史与窗口。作为地理学、文化学上的认识意义，地方诗总集在这个时候已经超出文学的苑囿，成为土风民俗的一个选本了。
雅韵：诗脉、诗群、诗派。“有韵之方志”不仅是文献层面的“志”，更是文学层面的“韵”，展现出地域的诗脉传承、诗人群体、诗歌流派之雅。
以诗脉传承体现历时性底蕴。地方诗总集的真正意义在于体现本地诗学水准之高超，让世人认识到本地诗歌的发展风貌和诗歌艺术成就。为此，编纂者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绪，“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是他们编纂活动的宗旨与出发点。他们力求通过充分挖掘本地的诗学渊源，来体现本地的诗学底蕴。在选诗与选人方面，他们常常追溯到本地文献所能查考到的第一位诗人、第一首诗歌，以此为源头，聚水成流，条分缕析，辑录成集，尽最大可能将本地的诗人、诗篇网罗殆尽。因此，无论是哪一地域层级的总集，几乎都成了这个层级的诗学史，这也是地方诗总集中更多为通代性诗集的原因。
以诗人群体展现共时性风雅。在清代的江南，活跃着各式各样的诗人群体。科举、家族、同岑、怀旧、社团、消夏、消寒等各种人际关系，皆有形成诗人群体的可能，而且依托这些关系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活动也更为频繁，有时这些群体的诗学成就与影响力通常会超越同侪，成为该地区的诗学翘楚，并引领着该地区的诗歌创作风尚。例如，《毗陵六逸诗钞》为清中叶常州布衣类诗人群的总集，体现了当时常州诗坛的风气，在全国文坛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当然，崇文尚教的江南地区，日益兴盛的闺秀诗人群则是诗歌总集编纂者不可绕过的一个论题，对闺秀诗人群的取舍与安排，更能体现出江南的风雅与特色。
以诗歌流派体现地域诗学品位。地方诗总集是文学活动的结晶，但不是文学活动的终点，它的产生与地域诗群、诗歌流派、诗学风尚以及时代风气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问世又影响了今后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价，并足以表明当地诗歌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位。比如，文献价值极其珍贵的《虞山诗约》反映了虞山诗派的审美意韵；《太仓十子诗选》《娄东诗派》《娄水琴人集》《沧江余韵》这四部诗集，则体现了娄东诗派的诗学取向；《浙西六家诗钞》对于清中期诗派争鸣则有着独特的认识意义。
综上，清代江南地方诗总集虽然是地域性的、基层性的，但它是全清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国诗坛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这些诗集的生成虽然是基于文学层面，但其价值并不限于文学领域，对于文化研究也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目前，这些总集的文本在保存和流通方面还存着一些问题，我们在保护文本的同时，更要加强其流通，特别是期待国内的大型图书馆能在这方面起到表率与引领作用，以充分发挥这些文本的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地方诗总集研究”负责人、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