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乡土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基于乡土文学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内部考察，对于乡土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与域外文艺思潮的关系并未深究，这造成了乡土文学与田园文学、农民文学等批评概念在理论边界与审美内涵上的模糊。再加上以土为本的现实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在这种命名“乱象”之下的乡土文学研究瓶颈也就不难理解了。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外跨文化场域，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研究正是基于此的本源性探讨。
跨文化译介中的现代情思建构
虽然农民文学的理论自觉将乡土文学剥离开来，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却是在中外乡愁小说彼此情思相通的跨文化译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我们知道，乡土中国是文化中国的独特性表述，从乡土中国的精神本质谈，身、家、性、命正是中国人之于故土的认知、情感、伦理、价值的、系统化的生命体验。多情是中国现代文人之一面，“情”以极富生命感的态度倾向构成了生命个体与历史生动的对话方式。而作为情感的乡愁不仅以“情”关联了个人之于故土的切身体认，见证了故园与他乡间生命的成长，而且也直接抒写了故乡中情爱的冲动与性别的压迫，更生动地展现了在生命步履中对运命的挣扎。而乡愁之“愁”的纠结、矛盾而难以释怀的情感体认方式，则又将生命个体之于身、家、性、命的体认与历史的复杂互动情态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譬如乡愁所折射的生命个体的身份体认、家族情感、性别觉醒乃至命运思考无不与历史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此一来，基于特定历史语境的跨文化乡土情感体验所形成的三种现代乡土意念的价值取向，就以“愁”的情感体认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了身、家、性、命这四个情感、伦理与价值维度。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四维空间中去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乡土中对生命、家族、情爱与命运的不同情思建构。
首先，“身土不二”的身份认知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切身体认。土地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农耕经济对中国人生死攸关的决定意义，更表现在中国人对土地所形成的强烈依赖与魅化趋向。当域外乡愁小说带来迥异的时空经验时，最直接而经济的方式即是身体的感知。因此，身体对域外风土习俗的感性认知，反观乡土时的综合感受，乃至面对现代性的新奇而恐惧的矛盾心理，都无不是此种感性认知对“身土不二”的传统乡土观念的冲击与动摇，而这种感性认知恰是生成理性价值判断的基础。
其次，乡土故园不仅赋予了生命个体以伦理道德的意义，更是情感意志成熟的仪式性存在。尤其对于乡土中国的子民而言，家是乡土文化的核心所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主动的“离家”就别具意义了，因为故家已成为主动离家抑或返乡的生命流动反思的对象。由于故家所具有的如上特殊乡土意义，所以译者对域外乡愁小说“离家”“返乡”叙事的本地化接受其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乡土观念核心的反思，这成为现代乡土意念发生的关键。
再次，乡土的母性象征使乡土本“性”的隐喻性结构建立在人性与性别双重所指的道德伦理空间。从人“性”而言，作为人的基本生理行为的“性”与乡土的想象建构其实正是力图在本源的意义上展现乡土之于生命的原初精神联系；就“性”命来说，生命个体又以极具活力的情感冲动展现了人性之于时代与历史的自我命运忧思。作为生理行为的“性”离不开身体的感性认知，具有社会意义的“性别”又联系着生命个体的命运，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性”实则正是“身家”与“命运”之间的重要纽带。那么译者在域外乡愁小说中对“性”的发现，就不仅是对乡土中人性本体意义的呈现，更是对乡土文化价值的审视。
最后，“身”“家”“性”的种种个人情感价值纠结又无不体现于“命”的实践意义之中。“身家”是“性命”的生命基础，“性命”是“身家”的人格完成形式。与西方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带有宗教色彩的命运观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域外乡愁小说中的命运焦虑时，虽然也有着对于宇宙不可抗力与自我有限性的无奈感，但更多地则体现为与历史主动、灵活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舶来的命运前彳亍彷徨、犹疑未定的心路历程，正是这一“实践”过程的复杂呈现。
由上而论，启蒙理性、阶级革命与世俗民间的现代乡土意念的价值倾向与身、家、性、命的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逻辑严谨的美学体系。它们彼此之间互为因果，一并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世界的美学观照对象。
中国现代乡土比较美学的理论建构
如上身、家、性、命的现代情思建构其实正类似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它是对机械的文艺反映论的质疑，是对形而上的“心灵表现”或“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否定。它强调的正是“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张力，以及主观情感对理性价值意念的建构意义，突出特征在于不断变化的生成过程，即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溶解流动的社会经验”。同时它也类似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表现为综合特定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有机体。通过民族日常生活经验不断互动实践，展现了抽象的、整体的乡土精神文化的实质。而身、家、性、命的现代乡土情思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则彰显了启蒙理性、阶级革命与世俗民间的乡土价值取向在社群意识或心理结构中的复杂性。一言以蔽之，身家性命的四维情思建构，启蒙理性、阶级革命与世俗民间的现代乡土价值取向的演绎、衍生，还原的恰是生命个体在面对乡土/家国时，在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态度、意识与意志中的复杂历史情状，是革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之一面。
而身、家、性、命的现代情思建构所具有的变化的、实践的、综合的理论视野更是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的启示。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研究方法论出发，或着眼于作家、作品的条分缕析；或注目于现代工业文明视域内的乡土裂变；或聚焦在革命化的乡土阶级意识的表达；或关注于当代乡土精神的失落与追寻。然而如上的研究，其实莫不是纠结于乡土文学内部的探讨，诚然，“乡土”本来即是一种本地化的情感价值理念，然而基于内部的、本体意义的乡土文学研究，恰恰忽略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一脉的历史事实，正是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意念发生语境的视而不见。
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是一个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的域外影响已是共识，在此无须赘述。就此而言，我们更应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研究纳入比较的视野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正是一个变化的、实践的、综合的过程。变化所隐含的古今之别，实践所涉及的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现场，综合所凸显的民族与世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比较理论建构的必要与必然。而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比较论建构的理论核心，正是跨文化的现代性展示。现代性不仅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的物化所带来的现代焦虑在文学艺术上的呈现，它更体现为跨文化场域形成的文化落差所造成的张力。此种文化落差或是传统乡土与现代乡土的流变考察，或是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互文影响譬如美术与文学，不同文类与文学的比较也可以是乡土文学翻译及其本地化的考察等。因此，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比较论的提出，不仅是从内部与外部对乡土文学艺术特质的综合性研究，更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普遍性关系的思考。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域外乡愁小说在1930年代前后的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研究”负责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