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文化宣传工作应该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设置议题，聚集焦点，以推动和促进中心工作。苏区的多种红色文化元素大面积高频率出现，实际上营造了一种以闹革命、求解放、反“围剿”为主旨的“舆论情境”。

　　20世纪20—30年代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了配合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中央苏区开创了崭新的红色文化传播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思想宣传与文化传播活动。在艰难的环境中，苏区红色文化传播“唤起工农千百万”，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动员与激励的效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主题设置聚焦中心，始终围绕大局毫不犹疑与游移

　　中央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文化宣传工作应该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设置议题，聚集焦点，以推动和促进中心工作。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提出：“把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最清楚的放在我们报纸的前面，继续不断的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应该是我们报纸的基本工作。”苏区红色文化传播能够始终做到围绕大局聚焦中心，既是一种理论自觉，更是缘于实际情势的驱使，因为严酷的现实需要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能够产生动员百姓、激励斗志的现实效应。扩大红军队伍、节省经济、发行公债、捐物支前等，作为苏区社会的关键性事件，成为各类传播载体不变的传播对象。标语和漫画以浅露直白的形式直接表达了这些主题，而诸如东河戏《活捉张辉瓒》、活报剧《打宁都》、山歌剧《欢送哥哥上前线》、话剧《谁的罪恶》、歌剧《自愿当红军》、歌谣《为了革命带米来》等，也无不以这些事件为中心展开表演。

　　值得关注的是，苏区的报刊除了围绕关键性事件展开报道之外，还以编辑部的名义直接发声。《红色中华》先是号召开展节省运动，退回已购公债，继而跟踪报道各界读者响应号召的信息，并持续性发布系列号召，不断推进与延伸节省运动。《红星》报除了屡屡就厉行节约与退回公债的议题发出声音之外，还发布“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等号召。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前，《青年实话》号召苏区群众赶制3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这种直接的号召，使聚焦中心围绕大局的传播取向得到非同寻常的彰显。

　　传播过程原点前移，力求无障碍抵达受众接受阈限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建构了传播学上第一个“五W”传播过程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序列性，即各要素环节按照信息流向依次执行功能。在这里，传播者采制讯息是一个完整传播过程的原点。而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组织者则将培训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作为传播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实际上是把传播过程的原点前移了。由于苏区工农群众普遍缺乏基本文化素养，自身难以跨越信息接受门槛，苏区便启动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1931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多次提及识字运动“必须经常地举行”。此后，苏区的工会、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也纷纷发布文告，要求大家成为识字班、读报团的“组织者与积极分子”。

　　同时，各类报刊对社会广泛开展的识字运动主动予以响应和配合。《红色中华》报第49期《特别通知》中，给该报通讯员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其中一项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红色中华》报100期时，李富春对报纸提出希望，其中一点就是“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的主要内容”。《青年实话》第2卷第4号刊登的《〈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中，强调要广泛开展读报活动。苏区的识字运动成效显著，《红色中华》时常刊登识字班给前线红军将士的公开信，鼓励将士奋勇杀敌。

　　传播手段突破常规，创新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常态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现了紧贴实际、富有成效的创新精神。《红色中华》《红星》等报刊开创了家书传播方式，激励前线将士和后方百姓以各自方式投身到反“围剿”的战斗中。《红星》报的“红军家信”栏目刊登了不少军民两地书。就苏区的戏剧传播来说，当时活跃在苏区的戏剧有话剧、歌剧，还有地方戏曲、京剧唱词、莲花闹、小调等传统形态，其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表现的是先进的革命理念。传播手段不受任何先设观念的拘囿，追求淋漓酣畅的表达效果。比如套用传统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创出反映1928年8月红军留守井冈山的部队取得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新剧《毛泽东空山记》，风靡一时。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者利用当地客家小曲《十月怀胎调》，重新填词创作出《十送郎当红军歌》；依据民间《花鼓调》，重新填词创作出《同心革命歌》。此外，还创作出图文合一的漫画，以及以歌谣形式出现的政府与红军的公告。甚至还发明了“空中宣传”与“河流传播”的巧妙方式，将宣传册页粘挂在孔明灯上，任由其四处游荡；将标语刻在竹板上，放在河水中流向远方。

　　从一般意义上说，创新意味着另辟蹊径，其重点是对现行规范与模式的一种超越。此处说的创新，其含蕴稍有不同，主要是取其不拘一格、新意迭出的一面。具体来说，在中央苏区开展红色文化传播工作，是一件没有成例的事情，还需要在条件不完备、时间不充裕的情势下承担责任。因此，红色文化传播的组织者与执行者不受任何既定框架约束，利用和改造当地原有艺术素材，在有限的条件和环境中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想象力与创造力。可以说，正是他们自由挥洒的创新精神，才使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传播格局恢弘壮阔，营造出具有特定含蕴的舆论情境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现出强大的组织力与执行力，成就了其覆盖性与弥漫性的传播格局。以标语传播为例，其传播密度与频度基本达到饱和状态。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宣传动员令，号召全体工友、农友、红军将士都要写规定好的十二个标语。在中央苏区的实际场景中，当四处弥漫着标语时，还有各类墙报、壁报、歌谣、化装演出、演讲、戏剧会等适时出现。苏区还有集会、游艺、竞赛、晚会等各种活动传播样式，典型图景表现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万人空巷、热情高涨。苏区的多种红色文化元素大面积高频率出现，实际上营造了一种以闹革命、求解放、反“围剿”为主旨的“舆论情境”。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传播的形式感退却了，传播内容的外在性淡化了，整个传播流程似乎都消弭于无形。

　　苏区舆论情境的建构与在苏区广泛设立的俱乐部和列宁室密切关联。一般认为，俱乐部和列宁室是对苏区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的机构，其实，把它们视为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自组织更为恰当。俱乐部和列宁室的性质完全叠合，后者设在前者之下，规模更小一些。苏区要求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要就近参加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经常推出政治、文化、科学、卫生演讲，定期出办墙报，鼓励群众投稿，还举行运动会、文艺表演等活动。处于相对闭塞的赣南闽西的工农群众，对于这些新鲜生动、意味深厚的环节，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在他们生活方式发生调整与转换的过程中，无形间已经受到红色文化的深度浸染。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整体上表现得非常生动活跃，成了苏区张力与活力的发源地，这与其特有的传播取向直接相关。它们第一次使先进文化深入走向底层百姓，为了新生工农政权的生存竭情呼号，历史地位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作为人民政权下的文化宣传工作所展开的全部探索，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首席专家、南昌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