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西方古典学指的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研究，这些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构成了古典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并且几乎垄断了“古典”这一概念。这一传统观念长期主导了古典学的学术框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重新定义古典学范围，提出应当将其他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文明纳入研究范围，例如古代中国研究，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相互联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古典学系古典希腊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便是这一转变的积极倡导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通过比较不同文明的经典作品，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典”这一概念。作为全球古典研究倡议的重要发起人，纳吉在访谈中深入阐述了古典学发展的新方向、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以及他与中国学者的合作，并强调了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跨文化交流和保存古典智慧传统的重要性。

　　“多元文化”的古典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方学术界，古典学的概念相对明确，通常指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然而，近年来，西方的古典学研究逐渐接受一种“多元文化”概念，并讨论是否可以将古代中国等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纳入古典学领域。您对此有何看法？

　　纳吉：多年来，在我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直都对“什么是古典，什么是经典”持有一种多元文化理念，即研究古代中国经典文学，以及其他古代文明。以我的情况为例，如研究印度次大陆文明，对于理解所谓的全球古典主义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古典”希腊和罗马研究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审视，单纯地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是没办法更好地看清楚其全貌的。

　　为了推广这一理念，我参与创立了一本新的开放获取在线期刊，名为 《古典延续》。在《古典延续》的宣言中，我们团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古典”理想：《古典延续》旨在发表有关“古典”文明的短篇和长篇研究。换句话说，不仅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还包括古代汉语、古典梵文、古典阿拉伯语、古波斯语等。《古典延续》由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但投稿者涵盖哈佛大学多个院系，如比较文学、古典学、凯尔特语言文学、近东语言文学、东亚语言文明、宗教、人类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将古代中国等其他古代文明纳入古典学研究，将如何改变古典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或诠释方法？

　　纳吉：虽然大多数古代文明在历史上彼此并无直接关联，但每种文明的要素均包含具有可比性的文化特征。研究者们为这种比较使用了一个术语：类型学比较（typological comparison），尤其是语言学领域的学者经常使用这个术语，我最初的学术专业实际上是语言学。语言学家谈到的类型学比较是指即使各种语言模式在历史上并无关联，但它们在结构上可能存在相似性，因此具有可比性。这样的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本身结构的理解。同样，我认为，对历史上无直接交流的文明进行类型学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构成文明本质的成分。

　　以我的研究为例，比较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中驾驶战车作为战争、运动和仪式模式的社会学及技术背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不同文明在战争、竞技甚至仪式（这里“仪式”一词是以纯粹人类学的意义使用）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此，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研究，可以通过类型学比较的视角，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古典学的理论框架，从而揭示不同文明在本质和结构上的共性与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方学术界，采用一种更广泛的多元文化方法研究古典学，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

　　纳吉：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排外倾向，这是促进多元文化相互理解的一大挑战。然而，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通过严谨的研究与有效的教学，提倡对所有文化中人文主义精神保持深刻认同，可以帮助缓解这些倾向。在当今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人文主义精神依然是指导有意义的文化互动所依赖的共同道德与伦理基础，对于推动各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至关重要。

　　古典文明研究在现代世界仍具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鉴于人文学科目前面临的挑战，您认为古典文明研究在现代世界如何彰显生命力？

　　纳吉：我发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都对古典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有着真实的需求。然而，要打破当前的恐惧和排斥仍然是一个挑战。研究者和教育者必须始终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找到最佳的方式来展示古典学的文化活力，它不仅包括古典文化，还应该包括语言艺术、视觉艺术等更为广泛的大众文化。在朝着这些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我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不仅需要推动良好教学的优秀研究，还需要推动良好研究的卓越教学。教学相长、彼此促进，把古典学的知识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荷马及古希腊文学中英雄主义概念的理解。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英雄主义的概念不断演变，往往更注重韧性、同理心或社会正义，而不是传统的勇武精神。您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描绘的荷马式英雄主义对现代读者有何启示？您是否认为古希腊英雄的某些特质能与当代理想产生共鸣，甚至形成某种对比？

　　纳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英雄主义关注的不仅是传统的勇武精神，还包括韧性、同理心和社会正义，这正是我在1996年出版的《荷马诸问题》一书中所试图阐述的观点。这本书已由我的朋友兼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出色地翻译成了中文。

　　在英文版《后记》中，我提到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将表演的活力特别是口头传统的活力重新引入古典学的框架中。我们必须对所有传统保持警觉。早些时候，我提出古典学这一领域因其适合进行对传统的实证研究，似乎特别适合探讨其他社会的传统价值，无论这些社会是否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有紧密的相似性。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传统迅速消失的时代，数千年累积的人类经验正被不足一个世纪的现代技术进步所冲淡。就像美洲土著诗歌《自画像：微观世界或混血之歌》中表达的那样。

　　我曾这样评论这首诗：它探讨的核心问题涉及时间的回溯和恢复基本真理的价值，尽管如今我们可能不再明确知道自己要恢复的是什么。诗中的焦虑可以解读为对古老形式的陌生感：我们不知道这些形式的真正含义，而这些形式本质上代表着仪式和表演。仪式与表演的根本联系在于歌唱，这使得诗歌与传统形成紧密的关联。简单地说，形式是仪式，仪式是表演，表演是歌唱。祭祀，特别是祭火仪式，作为一种原始的仪式形式，象征着表演和传统的根基。这种焦虑的解决方案，诗人表达的是“我的诗歌是我的火焰”，暗示着通过表演和传统的再创造，我们能从古老的传统中汲取力量，来解答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古典学研究的延续与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典的传承在现代社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文化多样性和信息过载。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确保古典学研究的延续？

　　纳吉：为了保护研究人员和教师免受人工智能干扰并维护他们与公众分享研究发现和过程的自主权，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尽管人工智能在提高研究效率和辅助创新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研究人员仍需要一个中介角色，以确保他们的原创思想不会被滥用或误用。只有这样，科技的应用才能在尊重学术自由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顺利进行。希腊AustriaCARD公司执行主席尼科劳斯·利科斯和他在雅典的团队是这一努力的先驱者之一。我与他们一直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如何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确保学术创作和人工智能之间保持适当的界限，达到促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学术环境的目的。

　　利科斯的团队正在研发一种创新的中介代理模型，旨在连接通用型预训练人工智能与学者们的原创内容。该模型利用增强检索生成（RAG）技术，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来源于高质量的知识库，减少错误答案的生成并提升可靠性。此外，他的团队采用博弈论中的夏普利值方法量化每位创作者在生成内容中的贡献，从而实现公平归因，确保各方的创作贡献得到合理认可。这一模型的另一个关键特点是其透明的溯源机制，用户能够追溯生成内容背后的原始数据来源，从而增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信任，并方便用户深入探索相关信息。这一中介机制不仅解决了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准确性和补偿机制方面的问题，还为小型学术出版商提供了可持续的运营条件，同时支持开放获取的内容创作，推动全球知识生态的健康发展。通过这种创新的路径，学术界可以在保持学术自由的同时，确保科技应用更加符合学术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资源和开放获取计划如何帮助保存和传播古典学研究，以及激发年轻一代人对古典学的兴趣？

　　纳吉：我想再次强调，开放获取和开放源代码对公共知识的分享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对古典学领域的呼吁，也广泛适用于所有学术领域。通过提供开放获取的学术资源，我们能够消除学术壁垒，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并受益于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处于学术和社会边缘的人群。此外，开放源代码能够加速学术研究的创新，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合作。

　　我还广泛支持那些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并增强人文学科互动的新方法。比如，新的交叉引用和互动技术能够让学者们更加高效地合作、互通有无，推进学术成果的传播与共享。同时，虚拟现实建模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平台，它不仅可以使人们在虚拟环境中重现历史场景，还能让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与古代文明产生更加深刻的联系。这些技术创新将极大地丰富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推动人文学科进入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未来。

　　东西方古典学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中，是否曾进行过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传统的比较研究？在您看来，中国和西方在古典学研究领域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纳吉：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们保持着积极的合作，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予该研究所的大力支持高度赞赏。在这些合作中，我特别想提到与巴莫曲布嫫研究员的合作，这段经历让我获益良多。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她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工作期间，那时她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民族文学功底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一起探讨过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她的独特见解为我的研究带来了启发。至今，我仍记得那段合作的点滴，每次回想起来都深感受益匪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设立有何看法？

　　纳吉：我和我的团队衷心支持将中国古典学发展为全球性研究，这是一个闪耀着光芒的理想，是我们所有人共享的愿景。中国古典学不仅是对古代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人类智慧的深刻理解与传递。我们相信，这一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能为世界各地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带来新的机遇与视角。因此，看到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成立，我感到无比欣喜。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中国古典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崭新起点，更是我一直以来为之努力实现的目标。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