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日益凸显，COP29成为一个关键的国际舞台，各国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和行动。在此背景下，COP29不仅是一个机会，更是一种提示，表明人们必须采取更加果断、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每一步都是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COP29就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通过20余项决定，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近日，本报记者就COP29相关成果和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一场“气候融资大会”

　　COP29的中心任务是筹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向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过渡。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和国际研究学院讲师卡塔琳娜·里希特（Katharina Richt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COP29被许多人认为是一场“气候融资大会”，COP29主席团的首要重点是制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以协助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该目标须公平且富有雄心。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地理、地球与大气科学学院高级研究员凯特·杜利（Kate Dooley）表示，谈判代表们在COP29上就全球碳信用额创建标准达成共识，这是帮助各国通过碳交易推动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一步。碳信用额是指排放一定量温室气体的许可额度，在这一概念下，各个国家或企业购买碳信用额，用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消除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减排成果计入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全球碳排放量仍在上升，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增加。里希特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数万亿美元来适应和缓解这些极端情况。根据人们迄今观察到的情形，COP29制定的旨在助力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融资目标似乎远远不够。发达国家会发现，它们很难证明其针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财政安排是合理的。全球年军费开支已上升到2.4万亿美元，而这恰好等同于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满足气候和发展需求每年所需资金的数额。

　　在里希特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融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优惠的气候融资政策，即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或赠款形式的气候融资。例如，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地势低洼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需要建造更多的陆地和港口，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获得低成本融资有助于显著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担，推进气候目标的实现。另一个挑战是及时获得资金，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应对飓风或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从目前来看，财政援助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惠及最脆弱的人群。

　　此外，气候资金流动决策通常涉及风险评估，由于投资者担心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借助气候融资工具向水资源卫生、教育、沿海防洪等被认为“无利可图”的领域提供资金的难度较大。里希特说，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更难适应气候变化，在这些国家已经面临沉重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目前需要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各国能够尽快获得优惠的气候融资条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9上表示，气候融资不是慈善，而是一项投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邦尼·伊巴瓦（Bonny Ibhawoh）表示，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小的人群往往受到气候变化最大的影响，同时，他们拥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也很少，这是气候治理中的一种不公平现象。最富有的10%人口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一半，几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开发地球资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者大多属于亚洲、大洋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和野火困扰着这些国家，引发了人们对气候正义和公正转型的重新关注。

　　谁该为气候变化承担更多责任？南非金山大学南方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伊姆兰·瓦洛迪亚（Imraan Valodia）表示，从历史的角度看，北美洲和欧洲的碳排放量最高，相比之下，非洲和南美洲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小部分。这种不平衡的排放情况，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最早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均体现了这一点。

　　在伊巴瓦看来，尽管缔约方大会在国际气候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大会在处理气候正义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不够的。“气候正义”的概念植根于这样一种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它强调碳密集型行业的获益方身份，认为其在减少碳排放以及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和国家方面负有道德责任。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的形式提供帮助。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但这一承诺直到2022年才首次兑现。

　　虽然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参与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但各个国家并非要承担同等的责任。伊巴瓦认为，若要就气候行动达成共识，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气候正义需要公平地分配资源，确保公平分担分享气候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换言之，气候正义必须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发展融资、技术转让和国际贸易政策等。现有的绿色气候基金、损失与损害基金等机制为气候正义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框架。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总的来看，有关气候正义的全球投资必须超越现有框架，确保各国人民享有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更广泛的代表性。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有待加快

　　美国三一学院政治学客座助理教授露西娅·格林-维斯科尔（Lucia Green-Weiskel）表示，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世界各国同意减少排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达成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仍有待加快。有研究预计2024年全球碳排放量将创历史新高，而一些政府仍在补贴、鼓励化石燃料的使用。

　　里希特也表示，由依赖化石燃料生产的国家主持一系列缔约方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可信度下降。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阿联酋共识”明确提出，各国要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转型，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然而，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确保全体人类共同拥有气候安全得到保障的未来方面，许多国家似乎正在破坏这一进程。

　　格林-维斯科尔表示，在COP29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提高到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但仍远低于经济学家对这些国家发展清洁能源所需资金的预估。此外，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直接获得赠款而非贷款，但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多种形式呈现，例如，私人投资、世界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贷款以及来自公共基金的资金等。也有人提议，通过对国际航运和航空行业进行额外征税来筹集部分资金。其他提议还包括对化石燃料、加密货币和塑料行业征税，以及对金融交易和碳交易征税等。

　　在格林-维斯科尔看来，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正在成为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等绿色技术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系教授马克·麦斯林（Mark Maslin）表示，在实现碳中和与开展绿色技术投资方面，中国的态度是认真的，从中国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和专家学者在COP29上的积极参与中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