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于2月16—18日在德国城市慕尼黑举行。作为观察国际安全与政治的重要窗口，慕安会在西方素有“防务领域的达沃斯论坛”之称。组委会在会前发布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双输”？》总体呈现出悲观基调，反映出对国际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现状以及未来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

　　为解读此次慕安会所释放的相关信号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意味，本报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美籍教授约瑟夫·马奥尼（Josef Mahoney）和前往德国参加此届会议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两位学者对如何避免上述报告提及的国际合作“双输”局面作了深入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如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仍困境重重，良性优化的国际秩序构建依然前路漫漫，而中国在国际安全与和平建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双输”主题反映欧洲焦虑和迷茫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今年慕安会的参会者，您认为与往届相比，此届慕安会的亮点有哪些？会议有哪些重点议题？针对这些议题做了哪些讨论，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孙成昊：我在现场观察了此届会议。我认为，相比往届会议，此届会议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的参与度有所提升，一些欧洲国家的对华氛围也有所好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主旨讲话的“中国专场”，以及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作为嘉宾参加的“增强防御：印太地区安全”两场论坛都座无虚席，这足以证明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极高。从会议内容上看，虽然一些欧美代表仍然试图用意识形态对抗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但针对中国的负面舆论相比往届有所下降。此外，今年中方学者的参与人数相比往年也有所增加，包括我在内的中方学者积极参与各分论坛，在会场发出中国声音，促进与会各方对中国政策的理解。

　　我认为，此届会议的重点议题包括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全球南方、欧美关系、欧洲自身前景。在乌克兰危机议题上，欧美仍然试图传递团结一致的信号，互相打气，力挺乌克兰，但遗憾的是各方都未在会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短期内停火止战仍然面临较大挑战。在巴以冲突议题上，虽然欧美都极为关注，但此届慕安会却未安排太多场分论坛讨论该议题。我认为会议主办方是有意为之，以此掩饰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在该议题上的分歧。谈及巴以冲突，多数欧美人士都表态支持“两国方案”，但也表达出对以色列政府不支持这一方案的无奈。在欧美关系议题上，大多数欧美参会者强调跨大西洋的稳定与团结，但也都难掩对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焦虑。尤其是许多欧洲代表认为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将给欧美关系带来重大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20年起，组委会发布的报告总体呈现出悲观基调，2020、2022、2023年报告分别以“西方缺失”“摆脱无助感”“修正主义”为主题，而今年报告聚焦“双输”。如何看待今年的主题？

　　孙成昊：首先，慕安会的报告有其特点，即每年组委会都在会议召开前两三天发布，主要目的在于为会议提供讨论的“靶子”。在参加这次慕安会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双输”（lose-lose）作为各场关键词所带来的讨论热度，无论是讨论地区安全，还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挑战，许多学者代表都在聚焦这一主题。不过，面对大国博弈的国际政治现实，各国学者也在探讨过度强调“相对收益”的弊端，希望避免“双输”乃至“多输”结局。

　　其次，今年的报告充分体现出欧洲对当前国际形势与自身前景的焦虑与迷茫。报告精准描绘了当前欧洲的心态，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欧洲认为如今许多国家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绝对收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相对收益低于其他国家，这可能会导致“双输”局面，即既破坏合作，也破坏尚有可取之处的国际秩序。在这种形势之下，跨大西洋伙伴及其志同道合的国家面临极为艰难的处境，必须做出平衡与抉择。一方面，它们必须为竞争更加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做好准备，在这种环境中，相对收益思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必须尽力恢复所谓的正和（positive-sum）合作，否则就难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和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

　　最后，要注意到今年报告标题在“双输”一词上加了问号，说明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结局。此次慕安会也让我感受到欧洲各国对一系列问题的反思，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双输”。比如，假若世界重新回归“大国竞争”时代，以强调规范性权力为傲的欧盟将如何在世界自居？如果全球合作、多边主义遭到“大国竞争”的冲击，欧盟又该拿出何种方案？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欧洲是否应该有自己更加独立的对华政策？欧洲又应该如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

　　马奥尼：“双输”是一个如此充满悲观意味的表达，让人不禁思索会议主办方精心制作这一主题背后的意图以及现实所在。这一主题似乎是一部大歌剧的主题，以德语配正标题、英语配副标题，高音代表忧虑，低音代表悲剧。与此同时，观众打着哈欠，查看着手机，而尼采却仿佛在坟墓里大笑。

　　“政治极化”导致西方国家文化失调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慕尼黑安全指数提供了西方国家例如G7成员国对于其国家未来的深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表现出悲观预期，尤其是美国民众对于国内发展前景展现出强烈担忧，其中，“政治极化”高居“担忧列表”。对此二位如何看待？

　　孙成昊：西方民众这种对于自身国家发展前景的黯淡预期出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持续存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未解决的冲突以及不断涌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了西方民众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二是经济方面的普遍担忧，包括收入不平等、工作不稳定以及自动化和气候变化等对全球经济趋势的影响，增加了西方民众对未来的担忧。三是此前疫情造成的广泛社会经济后果影响了西方民众的看法，使其认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脆弱，这也加剧了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

　　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因素主要来自其国内矛盾。一是政治分歧。美国政党之间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鸿沟正在加剧极化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明确的党派条款所框定，使得妥协和建立共识难度加大。二是经济不平等。在美国，经济差距和不平等现象加剧了政治极化，对国家现状和不公正现象的不满助长了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并加深了社会经济阶层分歧。三是种族和社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加上警察暴力事件、系统性不平等和文化冲突加剧了美国社会极化。四是主要政治机构的极化。包括美国国会和司法机构在内的关键机构极化，阻碍了在弥合政治分歧和在关键议题方面找到共同点的努力。

　　马奥尼：如今在美国，人们普遍持有一种悲观主义心态，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走向衰落。而事实上的确如此。许多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表明，美国的一系列衰退迹象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开始受到侵蚀，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逐渐被边缘化。出于维护经济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考量，美国两大政党的政客们在财政赤字、金融“去管制”和税收减免等议题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剧，美国政坛在社会议题领域随之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美国社会逐渐暴露出的各种弊病在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愈加凸显。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面临着医疗保健和教育成本的飙升，这些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领域出现“空心化”现象；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操纵美元作为世界性“特权货币”，从而为其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提供资金，以支撑日渐无力的后冷战时期霸权。

　　以上现象促成了一种内部文化战争和治理功能失调的西方国家文化，这种文化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私人意图所主导，而两党沆瀣一气的政客们则把来自其他国家的外部威胁归咎于罪魁祸首。西方国家的贫困率、自杀率和凶杀率持续飙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沦为一种混乱、愤怒和冷漠的自我挫败的混合体。他们在晚上睡觉前会亲吻自己所持有的枪，随时准备向别人以及向他们自己开枪。

　　搞阵营对抗无法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慕安会报告提到，如今，国际合作的精神正遭到侵蚀，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保护自身利益，就算以破坏国际秩序的基础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对此二位作何评价？

　　孙成昊：如今，在地缘政治愈发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环境下，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正在重新评估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和战略，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这反映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模式。一些西方大国倾向于采取更内化、更自利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

　　然而，这种向内聚焦于保护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以破坏国际秩序基础为代价的做法，会带来重大风险。对国际合作的侵蚀以及对既定规范和机构的漠视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各国将自身狭隘利益置于集体行动之上，可能会削弱多边机构和外交机制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剧全球不稳定，破坏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

　　然而，慕安会报告虽然看到了上述问题，却未能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这就仿佛找到了病灶却开不出药方。鉴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流行病等全球挑战相互联系的性质，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阵营对抗并不能应对这些挑战，这需要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各国必须制定有效政策应对安全威胁，增强经济韧性和促进包容性增长；也必须意识到，为恢复对全球稳定和繁荣的信心，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至关重要。这需要重申国际合作、对话和外交的价值，也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作出承诺，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增进跨国理解。

　　马奥尼：如今的美国无法坦然接受中国的崛起，也无法从容面对多边主义理念和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并将其视为与美国霸权背道而驰。对于依赖利用军事和金融霸权且国力愈加脆弱的美国而言，中国崛起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崛起，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风险。于是，它决定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例如，声称中国正在或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然而，美国自己却曾多次被发现对其盟友进行间谍活动。

　　与此同时，无论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比如在改善治理或国防设施方面取得进步，美国都会企图借此引发所谓的“恐惧”。尤其是那些涉及中国内部安全和主权问题的议题，美国常常借此制造国际舆论分歧。然而，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亚做了什么？它是如何暗杀伊朗领导人的，它又是如何实施“疫苗外交”的？事实上，无论是过去抑或现在，都可以列出美国所从事的无数国际违法行为。然而，这些行为对美国而言仿佛只是过眼云烟，只需轻轻摇一下手指，北约、“五眼联盟”和欧洲会立刻作出响应。

　　如今，这一策略仍在继续，这可以再次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此次慕安会的言论中听出。他在发言中谈道：“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在鼓动各国选边站的同时，美国一再将中国抹黑为世界上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它自己，许多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明白这一点。美国的西方盟友也明白这一点，但它们仍深陷于金融、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而无力解脱，越来越多的盟友被拖入美国主导的新重商主义时代，这导致其中许多国家同样面临与美国相似的政治两极分化和社会功能失调。可以说，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陷入了一种羸弱不堪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

　　国际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二位看来，当前的国际安全总体形势仍面临哪些挑战？

　　孙成昊：当前国际安全总体形势复杂多变，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挑战有三：一是美国掀起的对华战略竞争导致阵营化趋势愈发明显。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竞赢”中国作为未来十年的关键目标，同时，拜登政府希望联合西方盟伴力量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这种做法逼迫部分国家选边站队，将破坏全球合作氛围，导致国际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二是经济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现象更加突出。欧美共同推进“去风险”策略，追求经济领域的绝对安全，破坏全球分工和供应链，有损其他国家的发展权益，构成全球经济发展的更大风险。

　　三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叠加交织。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延宕不止，冲击地区和全球稳定，削弱国家间互信与合作动力。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恐怖主义、流行病、人工智能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风险仍旧突出，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当调整对中国的心态，停止用“大国竞争”的思维处理对华关系，接受中国崛起的发展现实，否则不仅对双方关系不利，也有损世界各国利益。

　　马奥尼：如今，不少国际研究学者都认为国际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承认，全球气候危机仍在继续恶化。对于新的流行疾病或者其他黑天鹅事件爆发的可能性，国际社会仍未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说，一些冲突仍将长期存在且走向恶化的境地。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分歧正在造成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根据对全球经济增长率和全球通胀率的预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仍将持续。与此同时，一个内部严重分裂的美国将面临特朗普和拜登“复赛”上演的场景，且这一场景的结局将搅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焦虑的时代。这一时代里，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几个关键国家在谈论并推进切实可行的全球解决方案。例如，如何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绿色转型。不幸的是，这些努力正被美国竭尽心思地破坏和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