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城市建设是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议题。对于超大城市而言，深刻领会安全需要和发展需要之间所呈现的“1”和“0”的辩证关系，对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意义重大。当前，全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的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与艰巨的社会稳定任务，超大特大城市如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破解‘大城市病’”，构建城市韧性安全治理新格局，业已成为亟待解答的时代之问。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的动态平衡能力、冗余缓冲能力以及数字修复能力，让韧性城市像弹簧一样自如地应对各类安全风险冲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提高城市动态平衡能力

　　树立系统观念，化解“大城市病”的生态安全风险。超大城市具有人口高度聚集、地理空间极大、拓扑架构复杂、要素高速流通、影响关联叠加等特点，衍生了大气污染、热岛效应、垃圾围城等生态危机，导致了“大城市病”难题。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协同推进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建设作为首要任务。要运用系统性思维来指导韧性安全超大城市规划建设与体征评估，在培育金融保险、文化会展、科技创新等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引导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向“反磁力中心”外围区域迁移承接，开启都市圈扩容与城市更新的去中心化范式，纾解主城区生态环境压力。此外，还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将精细化治理贯通于生态监管的闭环链条，分批开展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宜居城市等典型示范，遴选试点方案、总结样板模式，增强超大城市生态平衡的鲁棒水平。

　　坚持目标导向，消弭“黑天鹅”式自然灾害隐患。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给超大城市公共安全形势带来远超预期的严峻冲击。首先，要建立超大城市防灾预警平台。建立符合城市人群行动规律的预警发布平台，并将其作为城市大脑充要条件进行嵌合衔接，动态绘制公共安全风险地图，实时更新灾害防范警示信息，利用靶向预警和短临预警前移防线关口。其次，要完善超大城市减灾预案体系。坚持目标导向制修订灾害应急预案，通过桌面推演、模拟沙盘、角色扮演等动态仿真手段回溯灾情熵增模型，消解主观因素对疏散路线、避难场所、人防物资等减灾配置的人为影响，规避决策者陷入科层运作窠臼，提高灾备预案“颗粒度”。最后，要健全超大城市救灾响应机制。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工信、财政、住建、交通、气象、能源等职能部门形成救灾救援合力，优化超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动态响应机制的顶层设计，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更好转化为灾后恢复效能。

　　提高城市冗余缓冲能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超大城市中交通物流业发达、群众性活动丰富、高科技产业汇聚，但如果存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监控不力或者研判处置不当等管理弱项，往往更易成为重大安全责任事件的重灾区。例如，“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故等。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广大城市居民及行业市场主体既是超大城市的服务功能对象，又是安全治理主角。在纵向上，要将安全冗余的防御逻辑贯穿到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架构，提高网格长、楼栋长和单元长的抗灾技能水平，用扁平化的组织备份来提高城市系统可靠性和柔韧性。在横向上，要优化城市安全政策工具箱，把制度性安全举措融入城市管理相关行业，不断提高各个领域行为主体的隐患排查自律性、危险识别能力以及事故防护水平。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处置应对突发群体事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大群众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在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着实践者的重要历史角色。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改革开放以及城镇化持续深化，超大城市处于极速结构演变之中，一段时期内在资源分布均衡性、人口异质多元性、公共服务平等性等方面滞后短板较为突出。既有规则式微与新兴秩序崛起的零和博弈，致使不同利益群体间对抗多发。同时，超大城市日益增长的体量规模也使得公共事务具有更为复杂的跨界属性、连锁反应或级联效应，独立事件之间彼此高度关联，进一步导致社会群体事件高发。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社会支持作用机制，形成社会矛盾压力“缓冲器”。具体而言，要聚焦各类相关利益主体的均等化诉求和协同性矛盾，第一时间纾解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焦虑心理以及负面压力，下沉摸底民生难点、基层痛点与社会热点，催化社会治理中网民现实参与权和网络话语权的交互耦合，共建共享公共福祉。

　　提高城市数字修复能力

　　数字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在城市场域中契合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获得极大提升，同时也引发了系统复杂度与脆弱性之间负相关的显著弊端，表现在智慧城市运维相较于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更具不确定性，感知采集的完整性、运算执行的可用性、反馈迭代的可控性等方面存在程度不一的信息安全风险。

　　因此，要按照《“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加强电子政务算力中心、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等城市“智治”载体的技术适配，建构“一网通办”政务自助服务和“一网统管”城市自洽运转模式，自主修复网络攻击、算法后门、数据泄露等信息安全漏洞，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此外，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将“双碳”战略涵盖到智慧城市“规、建、管、运、服”全向度，增加低碳、零碳、负碳的节能重组占比，推广数字经济、循环经济、共享经济等绿色资源利用模式，探索灰氢、绿氢、蓝氢在超大城市场景中的前瞻应用，打造城市绿色化动力源与增长极，增强超大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长春市行政学院资政研究部副研究员；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