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2020年02月20日 04: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0日第1869期 作者：陈桂生 张跃蠙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观投射，如何应对便捷生活的负外部效应是考察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答题”。其中，共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生态环境改善、资源再利用和城市文明提升的内在要求。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前端市民责任、中端技术保障和末端利益驱动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行动逻辑。共享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市民在场、市场配置资源和党政顶层设计统筹相协同的长效机制。
共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缘起。共建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生态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事实上，垃圾困局中的每个人既是垃圾的制造者，又是垃圾的受害者。健康的生态环境是居民生存的公平起点，保障生态安全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将垃圾按照有害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以及干垃圾作分类，既能遏制垃圾的交叉污染，也有益于阻隔流行疫病的扩散。
共建是提高资源价值的经济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进，将垃圾视为资源进行分类利用既是现阶段循环经济的需求，也是绿色发展的需要。在资源再利用领域，目前垃圾利用程度低、覆盖范围窄、分拣成本高，同与日俱增的资源优化需求形成强烈反差。提高分类工作的执行力，厚植分类垃圾深度利用体系的优势，能够盘活垃圾处理的资本存量。简言之，挖掘垃圾处理的经济价值是我国弥补资源紧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路径之一。
共建是提升城市文明的社会诉求。垃圾处置的方式方法反映了城市治理文明的高度。推进垃圾精细化分类建设，建立与新时代城市发展理念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一方面有利于凝聚社会的共识及其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而缓和邻避冲突问题，拓展精细化城市治理内涵。
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行动逻辑。源头分类、前后一致、协同推进是做好垃圾分类在前端、中端、末端工作的主要依循。其一，在源头分类上，公民自觉广泛参与是垃圾分类的行为起点。坚持源头分类，不混装、不随意丢弃，才能有效避免垃圾分类政策的片面执行或形式执行。其二，在前后一致上，确保分类链条完整是垃圾分类处置的基础，因而要避免“前端细分类、后端一锅烩”顽疾。其三，在协同推进方面，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构成的行动者网络需以整体推动、职责明确为前提，积极发挥党政促进、社区引导、居民参与、社会资本配置等协同共治功能。
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需要对行为模式做动力源的逻辑检视。一是“责任—义务”的前端驱动。对市民而言，知晓垃圾分类并按照相应规则投放是公民义务的体现。市民分类倾倒与中转方分类收集在义务与责任关系上是统一的，其动力连接点在于个人环保收益与集体环境责任相结合的理性选择。二是“技术—成本”的中端驱动。垃圾转运方按照不同特性分类运输和中转储存并做最大化再利用。垃圾运输是前端分类收集与后端分类利用的纽带联系，成本效益与技术工具的博弈贯穿中端处置始末。三是“业务—效益”的末端驱动。被分类后的垃圾对应的是无害化处理、供电供热、金属提炼、封闭堆肥、填埋处置等各种业务“条线”，而不同“条线”利润集的路径也迥异。这使得清运商、工程商、设备商、运营商、投资商围绕垃圾分类展开竞争与共谋，在表达公共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中寻找诉求平衡的最优解。
共享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长效机制。事实表明，公民自觉、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协同参与是打破原有垃圾分类路径依赖的有效工具。在共享理念下，相辅相成的三者互动关系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公民在场、市场配置、党政统筹的可持续分类机制。
第一，公民在场：知识情景到行动场域的迁移。垃圾治理离不开广大居民的理解与配合。因此，公民在场是贯穿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过程的实践前提。某种意义上说，垃圾分类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天然权利。一方面，公民在场有利于问题辨识、方案优化、组织动员以及绩效评估；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涵养，凝结垃圾分类的价值共识。进言之，通过相互的学习、监督和示范，能将“分类”这一理念从市民的认知层面延伸到其行为层面，实现垃圾分类处理从知识情景到行动场域的跨越，知行合一地带动更多市民参与自觉分类的共同行动。
第二，市场配置：内外创新实现分类有效落地。垃圾分类既有公益性的一面也有市场化的一面，由此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稳定垃圾分类的动力源。推进产学研用一体，扩大使用GPS定位、智慧云平台、清运称重、高光谱成像等智能技术巩固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效果，便利垃圾分类的减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促进行业内部精细分工，推动运营收集、垃圾运输、资源再生与利用的深耕细作，使各项处置形成绿色产业生态圈。创新投融资模式，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地选择BT、BOO、PPP、DBO等模式，从填埋到焚烧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与此同时，创新和完善垃圾再生产的价格机制，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三，党政统筹：聚焦垃圾分类中的掣肘问题。以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党政统筹工作机制是垃圾分类处理的有力保障，是连接各行动主体的桥梁。大致说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党政工作人员率先垂范，层层压实责任，做垃圾分类的行动表率。二是发挥基层政府的带动引领作用，加大科普宣传，着力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三是确定垃圾分类的相关责任，减少处理过程的模糊边界与职责推诿，保障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四是建立奖惩制度，通过政策优惠加速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处理，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谋取更大民生福祉。
总之，共建是治理基础，共治是治理过程，共享是治理结果，三者不可分割、相互联动。事业上的共同建设、行动上的共同治理、成果上的共同分享是城市垃圾处理的新时代底色。新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在积极消化存量、严格控制增量的同时，关注分类处理城市垃圾的“上山下乡”。随着上海率先依法实行垃圾分类的示范效应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将被垃圾分类处理战略愈发明晰地勾勒呈现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图景也必将跃然纸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研究”（16ZZD015）、天津师范大学2019年研究生科研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困境研究”（YZ12600219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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