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打官司又称“告状”。顾名思义，事主到衙门呈告之前，须先作一纸告词。打开清代的诉讼档案，这些“告状”的细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

　　作状严格

　　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时常看到拦轿喊冤的场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拦舆喊控并不多见；即便发生，也要出具状词。清末的诉讼习惯调查显示：州县官外出时，民众拦轿喊控可以受理，但之后仍须补递呈状。巴县档案中的喊控，主要发生在衙门前，一般事出紧急。民众在县衙喊冤，官府没有不准之理，但尔后也要出具喊状或补词。清代诉讼的书面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广义的“告状”，泛指所有的呈词。狭义的“告状”，仅指呈请官府准理的状词。早在宋代，作状之事就须通过官府认定的书铺进行。迄至清代，规定更为严格。《大清律例》有云：内外刑名衙门，必须考取官代书；凡有呈状，据实填写，并登记代书姓名，衙门验明方许收受。即便词状由民众自行填写，也要注明“自稿”，且须经官代书盖戳。自稿的情形，巴县档案中很少见，“淡新档案”相对较多。在巴县，有人因官代书收费多而另请“野代书”，结果被官代书们联合扭送官府。作状如果不遵用状式，官府在准状时会予以申斥，或让用状式另呈，甚至违式不阅。倘若没有代书戳，官府也会以“无戳”为由不准或者申斥。

　　状式规范

　　清代的状纸以雕版印行，一则表明状纸的规范程度，二则说明状纸的需求可观。状纸通常由状式和条例两部分构成。状式一般包括前批、状首、正文、被证和官衔五个部分。

　　状词的前批，多位于状首之前，也有的位于状末。所谓“前批”，是此前告状时官府的批语。由于清代州县衙门的理讼能力有限，时常“状不轻准”。这里的前批，往往是前次驳回的理由，目的是便于官府了解前情。前批通常印有两至三栏，如“某批，某年某月某日”，其下供具状人将前批内容照录。巴县状式条例规定：不录前批者，代书责处。淡新状式也有类似条款：不全录本衙节次批示者，不准。在实践中，民众初告被驳较为常见，次告被驳也不稀奇，但告状三次官府一般都会准理。大概是因为“事不过三”吧！

　　状首一般印有“状式”或者“正（副）状”字样。状首的基本功能，是载明词状的类别和具状人的基本情况。巴县档案的格状通常以具某状开头，在空格中填入“告”“诉”“禀”等字，表明状别。黄岩档案则以盖戳的形式标明“呈”“诉”等状别。同时，在状首中分别填入具状人的姓名、年龄、身份、籍贯、住所以及抱告等项。此外，官府收状后，还会在状首部分注明“新案”或“旧案”。

　　状式条例以“告状不准”的形式印于状纸尾部，主要涉及告状资格、代书规范和证据证人三个方面。不同衙门的状式条例常在一二十条之间，巴县咸丰元年的“告状不准”达十九条之多。状式条例是作状的基本规范，正如邓建鹏教授所说，其实质是对《大清律例》之类国家法的重复、详解和补充。官府非常看重条例对词状的规制，康熙年间的名幕潘杓灿曾言：“颁刻印状不贵限字而贵合式……如不合式不与准理，则谎状自少。”印官的官衔常位于正文之后，旁边留白以作官批，即答复“准”或“不准”。

　　具状明确

　　具状人一般为一人，二至四人也常见，四人以上则较少。倘若两人以上告状，姓名并排书写，年龄注于其下。具状人的身份，也要在姓名之前填写。如果是普通青壮年男性，听凭自告。其余人等，都不能独立诉讼，须由他人代为告诉，即“抱告”。巴县咸丰元年的状式条例规定：绅衿、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及虽有抱告年未成丁者或年已老惫者，不准。黄岩档案也类似：凡有职及生监、妇女、年老、废疾或未成丁无抱告者，不准。在巴县讼事中，以妇女、职员、生监和老人这四类抱告最为常见，孀妇尤多。巴县和黄岩档案都显示，抱告者多为近亲属、家丁或雇工。关于年幼者抱告，以是否成丁为限。《清史稿·食货志》载，男子年十六为成丁。巴县档案中有十四岁抱告的例子，与此规定相符。此外，多人告状，亦分别或共同抱告。

　　作状还需具明籍贯和住所，用以联络。呈状人的籍贯以本县居多，也有少量外省人。住所地址一般要详细到里、坊。各地状式之中，还会注明离（距）城多少里，以便官府估算差唤时间。如果差唤时间过长，不免给衙役带来敲诈勒索的机会。巴县的具状人，离城大多在十里至一百多里之间，淡新和黄岩档案则多在数十里之内，此乃辖区幅员差异所致。具状人的住所经常为城里的歇家，在通信不便的时代，歇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咸丰年间的巴县状词中，出现的歇家店名至少有十数家，如太平坊万镒店、上升店、和义店、积玉店，杨柳坊人和店、全顺店、凌云店，金紫坊万太店、大成店，仁和坊德泰店等，呈现片区集中之势。少数城市居民，则注明“自宅”或“佃宅”。具状人的联络信息在当时已十分规范。

　　内容受限

　　状纸的正文是书写案情的字格。案情部分以事由开头，一般写作“为某某事”，多为四字或八字珠语。此乃受讼师秘本的影响所致。事由之后，叙述案情。虽然状式条例时常规定呈词过三百字者不准，但州县词状的字格很少写满，实际字数常在两百以内。控府词状的字数较多，可达四百以上。词状的书写要求一字一格，若字数超过少许会双行叠写于格状末尾。这种轻微逾规现象，官府一般不会斥责。之所以限定字数，是因为“恐字多则易入无情之词”。虽然官府限定字数有压制诉讼的考虑，但客观上有助于概括案情，避免枝蔓。

　　填注被证，是作状所必备。为了避免牵连，状式条例常有“被证不得超过三名”之说。案情复杂的状词，如果被证超过五人，则需要以各种名目进行装点。比如，将被告中的某些人注明“并唤”“主唆”或“词内”，或将某些证人注为“笔证”“拖救”等。这种行为既是代书（讼师）伎俩的体现，也间接印证了状式条例的约束力。有些状式还会印上保正、甲长、地邻、牌头、乡约、客长等，也属于被证的范畴。被证的位置，多数状式列于正文字格之后，也有少数列在状首。

　　可以说，清代的作状制度比较成熟，细节也非常丰富。当时不仅确立了书面主义，且用官代书加以监管，还通过状式条例进行规范。状式一般包括状首、前批、正文、被证和官衔五个部分，主要涵盖状别、前批、事由、具状人、籍贯、住址（歇家）、抱告、被证、案情（限格）以及官衔十个方面。经由官箴书、幕学著作和讼师秘本的传播，各地清代档案中的作状和填注已经高度雷同，显示出强烈的规范色彩。

　　（本文系司法部项目“清代州县的司法运作实态研究”（16SFB3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