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理论创新之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

　　20世纪初，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中国的现实图景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十分艰难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运用，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创造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1925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抗战期间，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阶段性地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理论总结，形成了完整且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当时的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1947年12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所有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还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并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实践的胜利。

　　理论创新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怎样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目标明确但路径不够清晰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探索的第一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其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回答了新中国面临的这个经济理论问题。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建设方针，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确立。毛泽东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提出要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专门评价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该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些重要理论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发挥政府作用关系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以及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在“三农”经济领域，提出了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以及乡村振兴理论；在统筹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以及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理论创新之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理论指南。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大量国际问题分析都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展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区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毛泽东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深入分析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具体化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斗争武器，包括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1974年，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他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观点，不仅为我国战略中心和党的中心工作转移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成为分析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理论指南。90年代以后，江泽民对新的世界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一是世界多极化，二是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力促进了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更有利的发展机遇。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至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稳定的前沿。胡锦涛用五个“继续发展”、五个“深刻复杂”着重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发展的理论要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关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三是分析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新方向。在大变局中，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世界经济政治正在加剧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明确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中国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与时俱进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引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