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领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地下文物的发掘，如墓葬、建筑、城墙遗址等类型的发掘。同时，考古学界对地上文物的重点关注也并不在道路遗址上。在相关文物的鉴别中，石质工具、陶瓷器、金属器、书画等的类型学也较为成熟，而古道本体类型学几乎是一个空白。由此，古道考古的工作程序、技术手段都不完善。

　　目前，中国的古道分成祼土类古道和碥石类古道，一般来说祼土类古道容易形成文化层覆盖。碥石类古道的文化层形成则较为复杂，因为中国南方的许多碥石类古道裸露在外延续使用至今，路基下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叠压文化层。一些碥石类古道因城市废弃重建等人为因素覆盖后，也会形成叠压的文化层，如广州市北京路古道遗址叠压了11层路面。但一些碥路因为人类活动被快速覆盖，因此上面并没有形成文化层。对于一直裸露在外、使用至今的碥路，考古工作者曾在邛崃市平乐镇卵石类碥路旁进行发掘，发现了文化层。但这种文化层对于判断碥路的本体只有参考价值，并不能直接判定碥路本体。

　　目前，尚缺乏对中国古道系统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古道中的碥路类型、栈道类型、桥梁类型、辅助设施类型也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而对于碥路上的拦马墙、门槛石、饮马槽、石鼻子、指路碑等更是少有专门研究。所以，学界出现了一些将自然形成的壶穴认定为马蹄印的错误认知，甚至简单将一些天然凹槽、天然砾石认定为人工碥路。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在古代许多器物的器形学、年代学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但石质的栈孔、桥孔、路基、碥石方面的年代学并没有建立起来，同位素测年也难以解决古道上石质材料的年代测定问题。所以，目前学术界对于古道上的栈孔、桥孔、路基、碥石的年代推测仅是经验性臆测，如果对古道遗址的考察并不系统全面，可采信的信息资料不多，臆测的科学信度往往较低，并且存在时代越早越好的趋势。在实际工作中，在无任何直接史料和相关文物佐证的背景下进行古道的年代判定相当困难，因历史上古道的路线多次改道，现在的路基可能远非秦汉路基。即使是秦汉路基，覆在上面的碥石可能在明清时期就多次易换，远非秦汉之物。

　　由此，笔者认为学术界在古道考古学方面有四个艰巨任务尚待完成。

　　第一，倡导在现代科学技术下，建立中国古道考古类型学。考古类型学是历史文物年代判断、文物外形特征提炼、地域特色总结的基础，但是古道类型学上基本是空白，如为何有的古道覆有碥石，有的没有碥石，但有碥石为何碥石的材质、外形又不一样。碥石的外形分类标准怎样定，碥石的年代如何鉴定，这都值得研究。此外，在没有历史文献的具体记载和相关文物年代支撑的背景下，怎样通过对碥石的材质差异、外形特征、磨损程度界定出古道路基、碥石的年代，是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正是考古类型学的缺失和技术介入的不足，一些学者将路边的石柱孔不分环境条件地简单认定为栈孔、拴马柱孔和饮马槽。有的一看到现存的古道遗址就认定为秦汉五尺道、唐代荔枝道、宋代米仓道的路基和碥石。笔者根据多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条古道的具体路线、路基选择、路面铺设都变化巨大。明清时期的习惯性道路走向可能与汉晋唐宋相去甚远，遗址更可能与汉晋、唐宋相关道路完全无关。如广元朝天三滩凹槽式碥路本是民国时期的纤道，却被一些学者推测为唐代碥路。再如北京西山古道上的孔洞本是天然壶穴，却被人误认为是马蹄印。再如金牛道护路古柏树龄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缺乏现代技术手段的生长堆法、针测仪法、CT扫描的系统鉴定。

　　第二，加强历史交通地理学研究，强化考古学的空间引路意识。严格地讲，古道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历史交通地理的问题，所以，搞清古代交通通道的空间走向是古道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古道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从汉唐直到明清，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的习惯性通道有相对的稳定性，文献的记载也较有连续性，古道大的走向变化不大，但大部分古道的汉唐路线与明清习惯性路线并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发掘哪些古道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不能确定汉唐具体路线的背景下怎样来进行调查和发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在能确定汉唐路线和明清路线的关系下，选择通道本体两边多大范围空间进行调查和发掘。比如荔枝道的研究，目前不能完全确定唐代荔枝道的具体路线走向，而明清时期这一带习惯性通道多且路线较乱。由此，现在荔枝道的调查几乎成了整个川东北地区明清时期所有古道的大调查了，米仓道的调查状况也类似。

　　如果从蜀道申遗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研究空间从线性遗产变通为带状遗产，但从研究调查角度来看，应该严格将空间集中到主要通道本体上来。即使要以带状遗产为研究空间，也要有一个空间限制，比如将空间限制在主线本体两边10公里之内。显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应该成为古道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先决条件，古道考古又会反过来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三，大力提倡“驴行”田野考察，将考古发掘建立在更全面的道路信息上。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地理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习惯于点上的调查和发掘，习惯于在地方文化部门和地方文化专家的引导下直接到个别的点上考察。但是，古道本身是一个线型遗产，知名度高或其他已经得到文旅开发的古道，往往有较好的通过性条件，但很多古道遗迹都是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中，这就更需要我们像现代户外“驴友”一样不断地穿越古道来发现更多的历史遗迹，感受古道的整体环境。

　　十多年来，笔者亲自率领团队在四川盆地进行了百余次“驴行”式古道考察，才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遗迹和没有关注的问题。如我们观察了大量石穴后，才发现栈孔、天然壶穴、各种桥柱孔、各种门栅、神龛柱孔之间的差异。如我们观察了各种碥路上的碥石后，才对中国古代的碥石类型首次作出分类。正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户外“驴行”考察，真正沉浸在野外和民间，抢救性收集了古道的大量小站点地名，同时发现了古道研究中许多臆测、造假的内容，这就为我们复原古道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了更科学的基础。

　　第四，从史源学角度加强古道历史文献的梳理，为古道考古提供更全面和科学的史料。目前学术界虽然在蜀道的文献收集汇总方面做了较多工作，但对古道历史文献梳理重视程度并不够，而且有的学者对古道历史文本的科学信度差异认知不够。

　　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本的科学信度是不一样的。古道研究中大量明清时期的汉唐历史记忆，分别呈现为口述传说、文本记述、景观制造的形式，但很多都是乡土历史重构的结果，但不少人对此深信不疑。如诸葛亮的所谓筹笔驿在唐宋时期是作为实际建置驿站或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胜迹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至于明清时期对筹笔驿位置的多种空间认知的乱状，显现了中国传统地理认知的地名承传容易而地名空间位置承传较难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从史源学角度认真梳理历史文献学对于深化古道考古研究就相当重要了。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的高精度古道复原必须以大量基础文献的梳理为基础，而科学的古道考古又必须以历史地理的高精度复原为条件。所以，古道考古者应该首先是一个历史文献的研究者。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