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第20章包含着关于战国时期齐国西长城的重要信息，有助于复原两千多年前齐国长城空间分布的真相，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清华简·系年》的记事脉络 

　　《清华简·系年》第20章释文的录文为：“晋景公立十又五年，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悼公立十又一年，公会诸侯，以与吴王寿梦相见于虢。晋简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阖庐既殜，夫差王即位。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差王相见于黄池。越公句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师长城句俞之门。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坪。至今晋、越以为好。”（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第1版） 

　　简文中的“晋景公立十又五年”，即晋景公十五年（前585）。“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晋国与吴国之间交通道路的开通与彼此交往，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据《史记·晋世家》，晋、吴友好关系自晋景公十五年始，经晋厉公延续至晋悼公时期（前572—前558）。 

　　“悼公立十又一年”，即晋悼公十一年（前562）。其年，“（晋悼）公会诸侯，以与吴王寿梦相见于虢”。晋悼公与吴王寿梦的会晤地点在“虢”，或写作“”，即今江苏省邳州市北偏西的泇口。此事《史记》中未记载，可补史书之阙。是年，“（晋）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狄，魏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乃受之”。由此可知，晋悼公与吴王寿梦的会见包含在“九合诸侯”的多次会盟中。 

　　“晋简公立五年”，乃晋简公五年，亦即晋定公五年（前507）。简公与定公乃同一人也。是年，“与吴王阖庐伐楚”。此为《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证实。战事发生于吴王阖庐九年（前506），而策划于吴王阖庐八年，即晋定公五年。在此次战争中，吴军经过多次鏖战而攻入楚国京城郢都。依据简文记载，吴国军队事先得到了晋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声援。 

　　“阖庐既殜，夫差王即位。”吴王阖庐去世于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在位19年；吴王夫差即位于周敬王二十五年，在位23年。“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差王相见于黄池。”晋定公（晋简公）与吴王夫差的黄池会盟，时间在晋定公三十年（前482）。《史记·晋世家》云：“（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简文中所谓的“越公句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越国吞灭吴国是在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473）。这句简文表明，句践灭吴之后，继续沿承前吴国与晋国的友好关系。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即晋敬公十一年（前446）。晋敬公，在不同文献中亦称晋哀公，或称晋懿公。（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晋纪》）“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遂以伐齐。”简文中的“赵桓子”实误，应作赵襄子。《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桓子于赵襄子去世的次年（前424）驱逐即位的赵献子浣后自立，仅一年而卒。那么，赵桓子在位时间与晋敬公十一年的时间明显不吻合。而且，他在位仅仅一年，不可能与越国谈判结盟，再发动伐齐战争，这些事件无法在一年内完成。事实上，在周威烈王二年（前424），赵桓子以非正常方式继承晋国赵宗主位，忙于处理内部纠纷，无暇顾及其时国际关系。 

　　依据简文，同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其建筑年份即晋敬公十一年、姜齐宣公十年、周贞定王二十三年（前446）。“晋幽公立四年”，即晋幽公四年（前434），亦即齐宣公二十六年。其年，晋国“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师长城句俞之门”。晋国联合越国、宋国发动伐齐战争。其中，晋国军队主攻济水长城的“句俞之门”。“句俞之门”在齐国济水长城线上，属于“防门”之一。越、宋两国军队则从南翼进攻齐国，即“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坪”。“襄坪”之名，暂无考，应在齐国南部。 

　　简文中所谓“至今晋、越以为好”的“至今”究竟是指何时？语焉不详。但是，其下限至迟不会超过晋静公二年（前376）。因为这是晋国灭亡之年，其土地被韩、赵、魏三家彻底瓜分。“至今”或可指晋烈公十七年（前403），韩、赵、魏于此年被列为诸侯，晋国因政治衰微而无法维持与越国的友好关系。 

　　齐国济水长城的区位 

　　正如前文所述，《清华简·系年》第20章所载齐国长城资料的纵向年代是准确无误的。晋敬公十一年（姜齐宣公十年，前446），晋国的赵襄子（并非简文中的赵桓子）与越国令尹宋在地举行会盟，双方达成共伐齐国的协议，遂在同年联合进攻齐国。在这种战争背景下，齐宣公指挥军队在济水东岸再度建造线状军事防御工程——齐国西疆长城，以强化防御能力。 

　　姜齐宣公十年建造的济水东岸长城的空间分布，《清华简·系年》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即“齐人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此处所谓“济”，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济水，乃两千多年前的江、淮、河、济四渎之一。齐国济水长城顺着济水东岸呈现出自西南向东北的走向。西南起始于“南山”，即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与平阴县间的泰山山系西缘；东北终止于“北海”，即今山东省东营市区的古渤海之滨。长城自“南山”起始，沿济水（今山东省境黄河大部分河段）东侧伸向东北，直至“北海”之滨，即两千多年前的济水注入“北海”的入海口侧近终止。 

　　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既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春秋战国时期济水河道下游河段走向如下：济水由今河南省东部的兰考县北部向东流，进入今山东省境内，至今菏泽市定陶区北部，转向东北流去，经由今巨野县北部的古大野泽、梁山县东、东平县西部的东平湖区、平阴县西侧、长清区西侧、济南市北侧，继续流向东北，经行于今章丘市西、济阳县东侧、邹平市北、高青县北、滨州市东、博兴县西侧，直至东营市区的古海岸，注入渤海（即北海）。因此，齐国西疆济水长城东北终止地应在今山东东营市市区。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北海/渤海”的海岸线在今山东省北缘的空间位置，依据学者们多年的研究成果，已有初步认识，位置大略如下：古渤海海岸大体东起今烟台市辖莱州市西南部的沙河镇，向西经由土山镇海沧村，今昌邑市北部的厫里、李家圈、辛安庄、灶户，潍坊市寒亭区北部的西利渔村、崔家央子、横里路，寿光市北部的泊子村、侯镇、道口镇、营里镇，斜向西北方经卧铺乡北部、广饶县东北部，至今东营市区（古济水入海口之地），在此转向西偏南，经今滨州市区，再向北偏西经由沾化县城南侧、无棣县南部，继续向西北经由山东德州市庆云县北部，伸向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东侧。两千多年前的海岸线蜿蜒分布于今海岸线的南方和西方。（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 

　　在明确春秋战国时期济水河道位置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判定齐宣公十年建造的济水东岸长城的空间格局。长城西南端起始于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与平阴县间的泰山山系西缘，顺济水东岸而下伸向东北方，历经今长清区西侧、济南市北侧、章丘市西侧、济阳县东侧、邹平市北、高青县北、滨州市东、博兴县西侧，直至东营市市区的古代渤海海岸。 

　　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济水的季节性泛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破坏、人为刻意的拆毁行为，以及黄河下游河道的反复摆荡、冲刷和淤积，致使齐国济水长城遭受破坏。尤其是黄河于清代咸丰五年（1855）在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后，滔滔洪水袭夺原先的济水河道，泛滥、冲刷、淤积等灾害，彻底损毁了济水流道及其两侧的村庄、农田。作为中国古代建造最早的线状军事防御工程，齐国济水长城遗址在巨大的自然灾害中荡然无存。同时，济水河川也就此消失，徒然留下若干地名，诸如“济南市”（今黄河东南侧）、“济宁市”（古济水东南侧）、“济阳县”（今黄河西北侧）等含“济”字的地名，都昭示着“济水”的存在。 

　　齐国济水长城史料的学术价值 

　　《清华简·系年》第20章所载齐国济水长城的信息，对于中国古代长城专题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填补了研究齐国长城证据链的缺失环节。据《左传》记载，周灵王十七年（姜齐灵公二十七年，前555），晋平公率军攻伐齐国。赵简子等卿大夫追随东进，发起夺取“防门”之战，齐军沿着济水东岸堤防部署兵力，组织防御。双方激烈地争夺济水堤防的“防门”（供人们通行的堤防豁口）。此次战争是齐国济水长城的建造起始之年。 

　　传世文献并未记载晋敬公十一年晋军伐齐的战争与其涉及的齐国建造济水长城的珍贵信息。《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威烈王）十八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入长垣。”所谓“长垣”，即指齐国西疆的济水长城。《古本竹书纪年》载：“（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晋烈公十二年，即周威烈王十八年，乃同一年也。 

　　在《清华简·系年》被发现与整理之后，就补全了证据链条阙失的关键环节。及至周显王十八年（田齐威王六年，前351），齐国还在建造济水长城，即“齐筑防以为长城”（《史记·六国年表》等）。这实际是一次重建，因为在此前的60年间，济水“长城”就已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记载表明了齐国长城是由济水堤防演变而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中国古代最早建造的原始长城与济水东岸的巨大堤防存在直接关联。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在游说诸国国君时，反复提及齐国的“清济、浊河”与“长城、钜防”。其中的“钜防”就是指齐国早期的西疆济水长城。这个证据链表明：齐国西疆济水长城发端于公元前555年，至公元前351年依旧在重建与完善。 

　　其次，推进古长城研究深入发展。《清华简·系年》第20章保存的罕见的齐国西疆济水长城资料，可以和传世文献记载的齐国长城的其他信息组连成一个证据链，使得齐国西长城的历史原貌得到真实的再现。历史学研究最重视的就是历史材料的细节，唯有将细节探索清楚，才能复原其真实面目。长期以来，在齐国长城研究领域，少数研究者经常将齐国西疆济水长城与其南疆的泰沂鲁山地长城混为一谈。当我们认识到《清华简·系年》、骉羌编钟铭文等证据的价值后，就可以使用新的材料以深入探究相关专题。 

　　最后，为长城研究界带来深远的启发，即必须重视出土文献的搜寻、整理、释读和理解，并将之应用到古代长城学术研究领域中。 

　　出土文献的情况较为复杂，需要灵活因应。对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长城学术研究，既要利用好传世文献记载的史料，也要尽量搜集各类出土文献资料——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做到多重证据的综合应用，以充分论证其专题结论。对于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古长城学术研究而言，则应重视历代摩崖石刻、碑刻、墓志、记事刻石等散落田野的石刻文献。这些石刻文献种类繁多，形制不一，繁简迥异，需要长城研究者耐心的搜寻与复制，以推进古代长城学术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