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有效抓手。乡村数字治理也恰逢其时，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然而，乡村数字治理在当下仍处于初尝阶段，其中，缺乏数字治理专业人才的问题尤为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的提法，为乡村数字治理人才成长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乡村数字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推动乡村数字治理不仅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还需要专业人才的保障。然而，我国乡村数字化一直面临乡村“空心化”的挑战。据《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这在乡村社会更为突出，高科技人才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发展等方面人才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一大短板。
一是专业技术人才有限，乡村中能使用互联网和智能化办公的人员更少。数字治理在乡村治理中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如浙江、福建等省发展迅猛。与此同时，西部欠发达地区仍存在数字治理效率低下的境况，甚至有些地方一直沿用传统的治理模式。截至2021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78.3%，农村地区仅为 59.2%。即便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数字治理也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其一，由于乡村干部老龄化严重，许多人并不能熟练使用电脑进行互联网办公，信息传递仍沿用传统方式；其二，受经济约束和人口结构的约束（年长者多，且老、少、病占比较大），乡村中有电脑的家庭较少，在此基础上，会使用电脑且能利用电脑办公的人员更少；其三，乡村中少数的年轻人虽能熟练使用电脑，但往往用于娱乐、社交、浏览信息等消遣活动，较少参与乡村的数字治理。这无疑会造成乡村数字治理低层次、弱功能、浅理解、无效率的困境。
二是忽视了数字治理的重要性，缺少对青年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乡村数字治理的主要推动工作在于政务服务大厅建设、政务财务事务公开、线上培训等。然而，具体到人才引进与调配，尤其是对高学历青年人才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有些地方存在保留“老乡镇”“老村干”的资格地位的传统思维，因而不愿引进高学历、专业强、会管理的青年干部；还有一些乡村将数字化治理视为畏途，主观上没有学习新技术的兴趣、客观上缺乏学习动机，于是将填表等数字化任务尽数交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办理，长此以往会造成青年人才的工作倦怠与人才流失。于乡村而言，一方面会导致乡村治理很难走出封闭保守的困境，另一面难以吸引和发挥青年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数字治理只能停留在一般公共活动层面。
三是缺乏互联网思维和智能效力，导致数字治理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目前，广大乡村数字治理之所以效率不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缺乏信息平台建设。许多乡村治理的网站，要么缺乏内容、内容简略得可怜，要么久不更新，这是信息化名不符实的突出表现。其二，信息孤岛现象。乡村治理信息往往是孤立的，缺乏联动协调共享，这在县域、乡镇、村庄中普遍存在。没有信息平台建设，很难有数字治理的实效。其三，个性化、有特色的乡村治理明显不足。信息化并不是类同化、模式化，而是要结合本地实际和自身特点，创造性探索出有效的治理方式，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长臂特点与强力效果。可惜的是，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人才成长也乏善可陈。
四是数字治理专业人才的内在化高质量提升发展动能不足。应该承认，广大农村有不少干群在电脑、互联网等技术上明显有所进步，但数字治理的专业人才、管理人才，特别是了解乡村文化的数字治理人才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特别是文化振兴的使命担当。这是乡村数字治理存在的最大短板。一方面，熟练使用电脑、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化新科技的专业人才，才会有互联网思维、不同的时空观与价值观，从而为乡村数字治理打开技术、思想、价值等通道，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有数字治理的现代管理能力，才能避免信息孤岛、低效、无效状况，进入“链”“互联网+”“通联”等层次。此外，智慧农业、美丽乡村、文化乡愁、特色小镇等都需要数字化与专业化的加持，如此才能真正富有中国特色优势，避免不贴地气的模式化数字治理。
就乡村数字治理人才成长而言，无论在规模、层次还是能力、境界上，都面临巨大的瓶颈，需要从根本上予以切实有效解决。这既是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高标准与严要求，也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当务之急。
多举措促进乡村数字治理人才成长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数字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关键要有高水平的数字治理人才。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发挥重大人才工程牵引作用。”这为乡村数字治理人才成长指明了方向。
第一，以开放心态引进数字治理人才。目前，数字治理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愿意到乡村去的人较少。其原因很多，有无优惠政策、能否提供发展创业机会、是否能获得职业尊严，这些都是最核心的问题。建议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吸引数字治理人才，特别是给青年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良机。如浙江省出台各县人才引进政策，标准虽有不同，但都对高科技稀缺人才提供优惠住房和补贴措施，这对吸纳数字治理人才意义重大。
第二，以非凡勇气用好数字治理人才。数字治理人才包括自外引进的，也包括在地化的。有了人才后，如何大胆使用就变得更加重要。这包括：将人才分配在重要岗位接受锻炼，促使其快速成长，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才干；促进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交流，避免孤军奋战和逐渐平庸化；通过树立典型标兵，形成乡村社会助力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下提升数字治理人才的自我价值实现；以项目制推进数字治理人才快速成长，全面带动乡村数字治理迈上新台阶。如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制定专项扶持政策，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因成效显著，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荣获“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表彰”。
第三，以坚定信心培育数字治理人才。乡村数字治理人才离不开外援，但归根结底还要靠自身力量，即强调内生力。因此，如何让在地化干群快速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既是长远发展目标，也是需要突破的难点、重点、焦点。一方面，要让乡村干部尽早熟悉数字治理的理论、实践与方法；另一方面，让广大农民成为数字治理主体。如四川省南江县创办富有特色的村政学院、农民工培训学校，到2018年，专门培育村级后备干部400余人、专业人才6000多人。可借鉴这一经验，建立县、乡、村三级培训机构，对广大乡村干群的数字治理实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例如，河南省宜阳县董王庄乡创建的“云端大讲堂”，通过“腾讯会议”视频直播系统，邀请研究生利用课余时间给乡村干部讲授手机高效办公，包括文档编辑、文件共享等技能。
第四，以创新精神重塑数字治理人才。乡村除了人才缺乏之外，还存在人才重塑的问题。比较而言，前者通过引进和培训可以较快解决；然而，重塑却并非易事，需以创新精神进行突破甚至要自我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创新与自我突破。在此，“新型农民”再造较有代表性，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民科技能力，数字治理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湖南省新化县建成412个电商网店、2885个扶贫小店，“数商兴农”已成为人才培育的重要途径。有一位“90后”农妇粉丝多达600万，一晚直播就卖出40多万的豆腐乳。浙江省长兴县一位“95后”的“数字羊倌”用遥感技术实时监控温度、湿度、饲料情况，实现每人轻松养羊3000只的目标。如此种种，都是数字治理背景下对乡村人才的重塑，也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9年起，我国已连续公布4批56个新型职业，其中包括数字化相关职业。在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人才成长可以此为契机，在大数据工程技术、数字化管理、全媒体运营、互联网销售、在线学习服务、人工智能培训等方面有所推进与发展。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结合乡村社会的特色自设标准，大力培育数字治理的创新型人才，推动乡村数字治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