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万邦林立，至西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各诸侯国散落于王朝的四面八方布履星罗，“霍”即其中之一。对“霍”历史延革的考证，不仅缕清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霍”之源起与流变，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乃至大一统王朝之崛起等重大问题。

　　殷商时期的“霍”

　　“霍”字见于殷墟甲骨卜辞黄组及宾组，时代约为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据相关卜辞可知，此地有商王的军事驻所“霍”（《合集》36783 黄组），商王曾在此有较长时间的停留并多次占卜未来一旬内的吉凶（《合集》35887、36779、36780、36781、36782、36784）。然而关于其地望，长期以来学界却说法不一。

　　旧说多认为卜辞中霍的地望乃山西霍县东南，近来有学者根据一版新缀合的卜辞排谱，推测商王的一次东征路线为“河—河东兆——霍—望”，“河”是靠近王都、黄河附近的一个地名；“河东兆”即黄河东岸；“”地望不明；“望”地在殷东南今河南商丘东北近虞城一带。进而提出卜辞霍地不可能在与之方向相反的山西境内，当在殷东靠近望地的某处。此说诚为卓见，《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后，为了平定殷全境的叛乱，更为了避免商王朝卷土重来，武王除了派吕望向东乘胜攻杀殷将恶来、飞廉外，同时分兵四路南下征讨殷遗，其中第四路的战果之一就是擒获了霍侯。对于《世俘》的年代，顾颉刚、李学勤等先生一致认为，《世俘》是一篇西周时期的文献，此处所载的“霍侯”或为上举卜辞所提及的霍地之君，地望在殷墟东南。

　　两周时期的“霍”

　　商周易代是一次划时代的鼎革，周人以“蕞尔小邦”战胜了大邑商后，为了控制已占领区，凡是已降服的殷遗就使其“各安其安，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不亲”（《尚书大传》），并仍把殷的旧都“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周本纪》），后武王恐其异心，“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逸周书·作雒》），类似的记载亦见于郑玄《毛诗传》《史记·周本纪》等文献。然而，自汉代以来学者另有一种看法，《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如此一来，三监便成了武庚、管叔、蔡叔，而无霍叔。

　　以上二说孰是孰非，经学家们一直聚讼莫定。其间种种，除去对版本字词的解读隶定不同外，另有一个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叛乱后三监的结局，顾颉刚先生就曾提出：“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霍叔实为邶监，或实相武庚，那么当武庚举兵的时候，倘使霍叔不和他通谋，则放在霍叔面前的只有被杀或被困的两条路，否则惟有低头参加了起事。通谋固是叛周，被屈也是叛周……为什么管、蔡二叔或死或流，而他乃安然无恙，像郑玄说的竟把他‘赦’了呢？”因而推定三监乃武庚、管叔、蔡叔。

　　我们认为，霍叔结局的阙如恰恰说明了周王对乱事者的区别对待，霍叔或因其罪小，抑或因其未参与叛乱。王玉哲先生曾提出一种推测：即霍叔与管叔、蔡叔的监国方式并不同，邶乃武庚的封地，霍叔本人在这里并无封邑，而以武庚“相”的身份监殷而已。而管叔封鄘、蔡叔封卫，三监叛乱时，管、蔡自可以据地作乱其力大，唯霍叔无根据地，最多只有附从而已。并且也有可能是霍叔真的起到了“监”的作用，曾将武庚叛周阴谋向周室告密，而他自己并未参与叛乱，故周室平三监并不及霍叔。

　　以上推论同时也得到了新出清华简的印实，清华简《系年》第三章：“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子耿”，此处“子耿”即武庚，由此可知三监确指管叔、蔡叔、霍叔，并无武庚。

　　另需补充的一点是，彼时的“监”是一种监察机制，对于三监而言，武庚及殷遗就是其监察的对象，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三监”乃管叔、蔡叔、霍叔，绝不可能有武庚。周初已设“监”的官司制度，不仅文献可征（《尚书·多方》《尚书·梓材》），而且也得到了诸多铜器铭文的支持，其中仲几父簋铭“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用厥傧作丁宝簋”（《集成》03954 西周中期），此处的“诸侯”“诸监”对举，很显然西周时期确实存在监这样一种职务与制度。

　　武庚之乱平定后，霍叔被迁封至今山西霍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富辰所说的周公分封，其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又《尚书·蔡仲之命》疏：“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处于霍。”彼时霍叔极有可能并未就国，而是前往殷畿监督武庚，直至平叛武庚后才返回自己的封国。只可惜相关文献阙佚，有关霍国的史实我们知之甚少，仅可从相关铜器中钩稽零星信息。

　　霍国姬姓不仅文献有载，而且也得到了铭文的证实。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据传山西出土的叔男父匜（《集成》10270），有铭曰：“叔男父作为霍姬媵旅它匜”，这是一件同姓叔男父为霍姬所作的媵器，由此可证文献所载霍乃姬姓之不诬。此外，近年来在距霍州不远的翼城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偏晚段的兑盆，盆铭记载了一次与淮夷的战争，二者交战的地点即“为山”，“为”匣母歌部，“霍”晓母铎部，二者同为喉音，韵部旁转可通，所以此处“为山”极有可能是霍山。至于霍山的具体位置，应在今霍州市东南三十里处。《周礼》郑注云：“霍山在彘”，指其在汉彘县。孙诒让《周礼正义》：“汉彘县在今山西霍州治，霍山在州东南三十里。”霍州在民国改称霍县，即今山西省霍州市。《读史方舆纪要》：“盖霍山崎岖险峻，介并、晋二州之间，实控厄之要矣。”可见霍山不仅是霍国所依，也是古今咽喉要地。

　　春秋之后晋国势力崛起，开始不断蚕食周边小国，甚至连同姓姬国也难以幸免。《左传》闵公元年载，晋献公率太子申生及大夫赵夙、毕万灭了同姓耿、霍、魏，后将霍地赐给先且居为邑，迫使霍哀公逃至齐国，这是霍之初灭。后晋国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史记·赵世家》）不成想寻复见灭，后又将此地改封给魏慎子，至此姬姓霍彻底灭国。

　　他处的“霍”

　　汝水流域亦有“霍”，参之文献可知可能是山名。《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袭梁及霍。”杜预注云：“梁南有霍阳山”，为山名。杨注云：“梁在今河南临汝县西，与僖公十九年传之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者不同。霍在梁之西南，离临汝县稍远。”抑或是邑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汝州·霍阳聚”条：“在州东南二十里。《左传》哀公四年：‘楚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以围蛮氏。’梁即故梁县也……梁、霍皆蛮子之邑也。”据此认为楚所袭为汉霍阳聚，实则无论是山名还是邑名，二者并无本质区别，邑因山而得名古时常见。《读史方舆纪要》“汝州”下载有“霍山”条，顾氏自注云：“在州东南二十里。春秋时有霍阳聚，盖因山以名。杜佑曰：‘汉于山下立霍阳县，俗谓之张侯城。’”认为霍阳聚是因山以名聚。《水经·汝水注》：“汝水之右有霍阳聚，汝水迳其北。”《大清一统志·汝州》：“（霍阳聚）在州东南，亦名霍阳城”，地即今河南汝州市西南，汝水流域的霍亦应在此处。

　　于薇女士曾对汾水流域与汉水流域两地间多处地名重名现象进行过分析，她认为族群移徙是其重要原因，这一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湖北叶家山墓地与山西绛县横水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是近年来前所未有之重大发现，虽地处一南一北，却彼此交相辉映。对汉水流域的随州叶家山墓地和汾水流域的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侯马北赵、曲村墓地等墓葬的面积、兆域、墓葬方向、殉人牲、腰坑、斜洞等诸方面进行比较，学者们多认为叶家山墓地的人群极有可能是从山西汾水流域迁徙而来。汝水流域之“霍”也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形，人群跨地域的迁徙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血缘壁垒，使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共同体更深刻地实现了文化与血缘的碰撞，从而有助于统一王权的崛起。

　　至于安徽境内的霍山，不仅与山西霍山山名相同，而且先后称“岳”，只不过山西之霍山至迟西周已出现。《尚书·禹贡》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郑玄云：“岳阳县，太岳之南……太岳，在河东故彘县东，名霍太山。”而安徽霍山得名则晚至汉武帝时。顾颉刚、陈槃等先生均认为：“岳”原本是指晋南霍山，后来汉武帝分设“五岳”，乃将霍山之名移至安徽的天柱山，是谓“南岳”，霍山反而由此失去了“岳”的地位。如此解读不仅揭示了山西、安徽二省并有霍山且俱称为“岳”的缘由，而且廓清了有关名称发生播迁的源流轨迹，与秦汉王朝“大一统”背景下，地名由中原向四域流动的常例相吻合。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