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模式是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表达，也是实际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它揭示了历史演进的独特轨迹。国家权力形塑下的主流话语与普通人生活世界中的日常话语是透视完整历史画卷的两条线索。中国单位体制下的工人话语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工业化历史整体进程的逻辑起点。“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这套话语的集中体现，也是单位人主人翁意识得以强化的政治基础。在单位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单位人的政治地位与主人翁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产权认知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单位记忆。“工人是企业主人”的话语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工厂及其产权关系变革的重要路径，也是研究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视角。在整体性的单位制逐渐解体的事实前提下，单位人口述就成为透视新中国工业历史脉络、窥见制度变迁内在肌理的重要视点。

　　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单位人口述：产权话语与单位记忆

　　在不同地域针对国企职工口述史的田野作业过程中，存在一个共通性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针对单位变革中的同一历史事件，同一行动主体会因自身个体生命历程的变迁而给出不同版本的讲述；另一方面，不同单位人根据自身的社会处境和遭际，对曾经认同的单位记忆和集体话语展现出反思性的表述。由单位人个体性讲述所呈现出的“个体记忆”与由集体话语所呈现出的“社会记忆”之间形成一种明显的“记忆裂痕”。此外，同一单位人在回忆同一事件时的不同表述也呈现出一种“记忆偏差”。不同单位人针对同一事件的记忆裂痕，应该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交叉验证”，还是话语建构的“各抒己见”？同一单位人针对同一历史事件讲述的“记忆偏差”又如何直面口述历史之“真实性”的方法论诉求呢？以上述问题为指引，笔者尝试以多地单位人口述的田野作业为经验基础，透过国企职工产权认知与单位记忆的表述来回应口述史的方法论难题。

　　历史当事人的口述表达以及记忆呈现，不单可以被视为一种充满生动细节的历史图示，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缺乏历史连贯性的独特话语模式。作为“企业主人”的单位人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观察体验的回忆和讲述，为我们透视单位制变迁这一宏观进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参照。一般而言，我们对于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群体的认知，更多依凭的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历史记述。透过这种权威性的历史书写以及浓墨重彩的历史刻画，我们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波澜壮阔以及工人群体高涨的生产热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是企业主人”的产权话语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表达相契合，“国营企业的主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相统一。主人翁话语不单是自上而下的口号，也是工人朴素的产权认知。在国有企业经历了产权改革的洗礼后，一些工人重申“工人是企业主人”的口号以强调职工的身份权利。这两种不同的产权话语虽有一定张力，但都是以对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和单位组织的认同为基础的。

　　记忆的悖论：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挑战

　　无论是“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记忆裂痕”，还是同一单位人针对同一事件不同表述所呈现出的“记忆偏差”都警示我们，口述史研究者不得不面临着“记忆悖论”的方法论挑战，即历史“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之间的矛盾。很多历史案例与研究实践也表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往往只说其“一家之言”。无论是“有意为之”的话语建构，还是“无意而为”的自我表达，都呈现出当事者对历史的创造或者对历史的“再造”。口述人针对历史的“建构性讲述”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本身的形态。无论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不同时空条件甚至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亲历者都会产生记忆上的“差异”。

　　实际上，单就“回忆的真实”本身而言，也存在“客观真实性”和“主观真实性”两种类型。面对“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体验”之间的互动，保罗·康纳顿 （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指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数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在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虽然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研究集体表象，但就知识产生过程而言，集体记忆的社会学和个体记忆的现象学之间很难说孰优孰劣，一如单位人体验式的个体记忆与官方话语构成的制度化的集体记忆各自都有存在的价值。个体记忆有时与集体记忆并不一致，二者的分裂恰恰是反思历史“逼近真相”的可能路径之一。由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单是历史的虚实，更为重要的是转瞬即逝的个体生命历程如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彰显自身的存在感？或者说普通人和“无名者”的底层记忆如何能在官方话语和主流记述之外拥有“一席之地”？这不单关涉如何看待历史的视角问题，亦涉及如何创造历史的行动问题。

　　无论是平淡谦卑的“小写历史”，还是有未来主义取向的“大写历史”，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都是一种具有内在方向性的运动，是一种有问题意识的“利益”表达，通过建构“真实的过去”来达至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之中，从而赋予其意义。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场域，并不存在公认的定义，也不存在方法论上的协调性，但无论是历史学处理记忆的方法还是社会学处理记忆的方法，都要面对一个共通性的问题：如何将记忆研究中的问题概念化。因此，对记忆的思考冲击了对于历史本身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思考。换言之，对记忆的生成、表达以及真实形态的反思直接关涉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知识生产机制这一根本问题。

　　虽然记忆的完整图景以及历史真相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一种“虚构”，但我们终究要直面历史，无论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还是我们“绞尽脑汁思索的历史”，完整清晰的记忆是贯穿这两种历史的前提。记忆的完整性和断裂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单位人对社会主义工厂内部生产实践、劳动过程、管理模式、社会动员以及情感互动模式的体验与回想，我们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历史，即可以捕捉到国企单位产权制度变革这一宏观历史脉络下的微观机制。作为“企业主人”的单位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验和陈述，为我们透视单位变迁这一宏观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微观视点。作为口述史研究者，大部分学者都强调自身的立场：要努力做普通人倾听者之“传声筒”以及要“为底层言说”之“扩音器”，但我们在反思普通人言说之真实性与建构性的张力时，似乎也有必要反思作为研究者，“代底层言说”是否也可能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一种主观性的“变声器”？由此，我们更有必要重访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主张：要把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者本身也作为反思的对象。当然，这也是社会学研究者超越口述史方法论挑战的关键。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