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攻战纹铜鉴，1935年在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山彪镇战国墓地1号大墓中发掘出土，共一对。其中一件通高30.1厘米，口径54.5厘米，底径29.1厘米。另一件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鉴为大口曲壁，口沿外折，平沿方唇，折肩斜腹，平底圈足。器壁上铸有4只对称的铺首衔环耳，兽面立雕，环扁圆，上饰斜角云雷纹。器身颈和腹上有紫色金属镶嵌的纹饰，内容为水陆攻战场面，分3层排列，其间以斜角云雷纹带二道界之，圈足饰菱形纹、柿蒂纹相间组成的带纹一周。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此鉴以器身水陆攻战纹而闻名于世，图案视野宏阔，场面宏大。所有纹饰均用紫金（纯度较高的红铜）嵌镶，富丽堂皇，粲然醒目。图中兵士或手持干戈长矛，或执戟仗剑；有弯弓引箭者，有划战船或推云梯者，有击鼓鸣钲者。指挥者，立于楹鼓后，双手各执一桴，鼓上飘旌羽，下置丁宁；持戈矛者，前握后运，双足稳立；射箭者，支左屈右，张弓搭矢；架梯者，高擎双手，大步跑进；仰攻者，登梯勇上，前赴后继；划桨者，前屈后翘，倾身摇荡。攻者迈步跃进，死者首级落地，场面蔚为壮观，再现了攻战双方作战时的惨烈情景。另有捧酒劳师场面，左边二人曳长裳文人装束，举觯拱进，右边一人武装跪迎，双手前拱，面前放豆觯勺罍等器，有偃武修文之象。

　　这是一幅展现东周时期诸侯贵族间兵戎相争的写实画卷，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共287人，另有游鱼18只、鳖3只。画面采取正、侧构图，平排布置，人物平列，诸多情节连续展开并有机组合为一体，刻画生动，特别是对复杂的场面已有较强的把握能力。如仰攻之势，于地面画斜坡象征之；舟下绘鱼鳖，顺逆浮游，象征有水，以表现舟师水战。图中战士所持的弓、戈、矛、盾、戟、剑等武器，是研究古代兵器史的重要资料。此外，徒卒战、仰攻战、飞梯战、投石战、舟师战、短兵相接战、长枪大戟战、旗鼓相当的阵地战等交战形式，以及古文献中记载的“鼓錞之制”“旌旗之制”“云梯之制”，在画面中均有表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兵械装束、战争形式和军事制度提供了具体的形象资料，被发掘者郭宝钧先生称为是“至今尚为中国唯一的最早的一种战况写实图”。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从此开始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随着礼乐制度的破坏，青铜器的使用更加广泛，并逐渐由礼器向实用器转化。诸侯与卿大夫，甚至卿大夫的家臣竞相铸造青铜器，以此显示财富和权力。列国青铜器数量激增，地方色彩也日渐浓厚。大量考古资料表明，诸侯、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制作精良，不仅有许多大型的青铜容器和成套乐器，还有灯、炉、带钩、铜镜等生活用具，青铜鉴就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铜器种类。

　　《说文》：“鉴，大盆也。”初为陶质，也就是陶盆。青铜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鉴有自名，多作“鉴”或“监”，器体庞大，基本形态为大口、中腹、平底或圈足，肩部有四耳或双耳。主要有双耳平底式、四耳平底式、四耳圈足式、方体四耳圈足式。通常为高级贵族所拥有，大都精致美观。

　　鉴属大型盛水器，其用途有三：一曰盛水。在铜镜盛行之前，古人常以盘皿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字就像一人附于器皿之旁照看容貌的样子。二用以盛冰。《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其三是沐浴之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

　　在先秦铜镜尚未普及之时，盛水的大口容器有照容的功能，鉴自然就成为照容的主要器物。但由于铜鉴体大笨重，使用不便，随着铜镜制造工艺的提高和广泛使用，战国中期以后便逐渐退出照容用器的行列。冰鉴之功用，已有文献记载并有出土器物印证。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鉴体内套有方尊缶，设计巧妙，花纹复杂，系为冰酒所用，可谓最早的“冰箱”。至于洗澡用的鉴，其体量必定不小，目前已发现的铜鉴尚无可容人沐浴的，故推测青铜鉴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当时诸侯贵族礼仪用器或陈设赏玩的器物。如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春秋晚期智君子鉴，腹内有铭“智君子之弄鉴”，表明此时青铜鉴已脱离了礼器职能，也非实用器，很大程度上是用以显示权力财富、陈设赏玩的“弄器”。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