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时强调，应“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对于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考察，不应仅局限于中原，还应关注周边地区的文明进程。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青铜文明均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青铜器纹饰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鲜明的艺术特征与深厚的精神意蕴，集中体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成就。考察中原与周边地区青铜器上的虎形象，对于认知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原青铜文明中的虎

　　饰有虎形象的中原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南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关中及山东大部分地区，可分为虎形器、虎纹、虎形附件三类。其中，虎形器为整器作虎形，可分为两型：一为抽象型，包括蹲坐式与匍匐式；一为写实型，包括虎作站立状与虎口衔动物形。虎形器采用圆雕技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战国中期，共16件。虎纹可分为“虎食人”纹、立虎纹与虎首纹三型。虎纹采用浮雕、线刻技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共18件。此外，虎形附件可分为卧虎、立虎、虎首、爬虎、虎噬动物、顾首虎、团虎形象七种形态。虎形附件采用圆雕技法，装饰于青铜器的盖、足、捉手等处，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共63件。

　　中原青铜器虎形象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商代晚期，主要有抽象型虎形器、“虎食人”纹、卧虎形附件。该期虎形器数量较多，虎纹与虎形附件数量较少，虎形器与虎纹风格均较抽象，装饰器类主要有觥、钺、弓形器等。第二期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主要包括写实型虎形器、虎首纹与卧虎形附件、立虎形附件、虎首形附件等。该期虎形象趋于成熟，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风格较为写实，装饰的器类主要有鼎、簋、壶、尊、匜、盆、盘、节约、车辖、戈等。第三期为战国时期，主要有站立状写实型虎形器、虎噬动物形附件、团虎形附件等。该期虎纹基本消失，虎形器与虎形附件数量也急剧减少，装饰器类主要为敦、戈、钲等。

　　根据装饰技法的差异，中原商周青铜器虎形象分为立体虎饰与平面虎纹。立体虎饰，一方面以动态手法呈现虎匍匐、攀爬、顾首或与动物搏斗等动态场景，突出了虎的速度与力量；另一方面对虎的基本形态加以夸张，如虎耳上翘，眼圆睁，口大张，尾较为粗壮。基本遵循了动物纹装饰艺术中的“造意”法则，将自然界中的虎转变为青铜器虎形装饰时，对虎的主要特征与属性予以加强，在充分展现虎形象威猛有力等特点之余，又不失其造型上的生动凝练。

　　平面虎纹多以单独纹样形式呈现，如单体的立虎纹及虎首纹，使主题更为明晰，少数则以适合纹样形式呈现，如“虎食人”纹对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变形，并运用了“以平面表现立体”的技法。此手法似沿虎首向尾部剖开，将其整体展开置于左右两侧，以便将虎躯体的各个部位尽可能地在平面上展现出来。此外，在青铜器上装饰纹样时应兼顾器物造型特征，以使纹饰与造型和谐统一。如虎形附件装饰在壶底部，多采用卧虎形象，装饰在豆腹部边缘，则多采用爬虎形象。

　　北方青铜文明中的虎

　　北方地区饰有虎形象的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北与北京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等地区。北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西周早、中期的数量较少，多采用圆雕装饰手法，其中单体虎蹲卧、站立、行走形态较多，群体动物组合中，虎噬动物或与其他动物互搏形态较多。其虎形象的装饰与题材具有北方草原气息，如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墓出土的虎噬羊纹饰牌。

　　北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部分类似于中原的虎首纹、立虎形附件、虎噬动物形附件等，但中原流行的蹲坐式虎形器、匍匐式虎形器、“虎食人”纹等基本不见于北方地区。可见，北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与中原的有相似之处，但数量与类型的多样性不及中原，且流行时段较晚。如朱开沟墓地出土铜戈上装饰的虎首纹，以及北方地区流行的虎噬动物饰件等。因此，北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的出现与流行可能受到过中原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北方地区虎噬动物形象数量众多，具有固定模式且发展序列完整，中原地区虎噬动物形附件与之相似，但数量较少，流行年代略晚于北方地区。故中原青铜器中部分虎形象可能也受到过北方地区的影响。

　　综上，北方青铜器虎形象在受到中原影响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的装饰风格，并发展了对虎这一纹饰的偏好，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原地区。可以说，北方青铜器一方面受中原青铜器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选择、创造与发展。

　　南方青铜文明中的虎

　　南方饰虎形象的青铜器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及四川等地区。

　　江西新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青铜器上的虎形象数量众多，兼有虎形器、虎形附件与虎纹三类，采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线刻多种装饰技法，与中原虎形象表现手法类似。其虎形象多以卷云纹、雷纹、鳞纹来表现躯体的斑纹，整体纹饰风格较为繁缛华丽，与殷墟青铜器纹饰总体风格一致。但新干大墓出土的伏鸟双尾虎以及鼎上所饰立体卧虎附件、虎形扁足等形象均不见于中原地区。由此可知，新干虎形象既受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安徽、湖南等地区发现有“虎食人”母题纹饰青铜器，年代基本不晚于殷墟二期。南方“虎食人”母题纹饰中的“人”多表现全躯，人的四肢动作均清晰可见，“虎”则张口露齿，身上的斑纹刻画细致，写实感较强，且多装饰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如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虎食人卣。中原地区“虎食人”母题纹饰主要出土于安阳地区，不见“虎食人”器物或附件，仅存在“虎食人”纹。“虎食人”纹中的“人”仅表现头部，“虎”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且多装饰于器物的次要部位，如后母戊鼎上的“虎食人”纹装饰于鼎的立耳外侧。

　　总之，中原与南方青铜器上的“虎食人”母题纹饰差异较大，且南方地区“虎食人”青铜器的年代早于中原地区。据此推测，在早期“虎食人”纹样中，虎与人的形象均繁复而写实，用作主体纹饰。传入中原之后，整体纹饰较为简省，多作为次要纹饰。此外，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兽面纹镈钟的钟体两侧饰有4个虎形附件，虎作站立行走状，年代为西周早期，与中原地区钮镈上装饰的顾首虎形附件的数量、造型、装饰位置均不同，具有地域特色，且年代早于中原地区。可见，南方地区“虎食人”等母题纹饰对中原青铜器产生了影响。

　　四川地区出土的巴蜀青铜器虎形象多见于青铜兵器，包括戈、剑、矛等器类。四川峨眉符溪出土铜戈上的虎纹，与中原商代晚期妇好钺上“虎食人”纹中的虎形象有相似之处，且均作为兵器上的主题纹饰，同时与甘肃灵台白草坡M2出土铜戈上的虎纹造型一致，装饰位置亦相同。白草坡M2铜戈年代为西周早期，早于符溪铜戈。此外，中原青铜兵器所饰虎形象比巴蜀地区虎形象更为多样。因而，中原及其邻近地区青铜兵器所饰虎形象可能对巴蜀青铜兵器上的虎形象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中原与周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各具特色，其中周边地区热衷以纹饰表现自然场景，而中原则多以之表达思想观念，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艺术路径。但中原青铜器虎形象形态多样，装饰器类丰富，铸造技艺高超，年代也大多早于周边地区，在周边地区青铜器虎形象的出现与流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周边地区青铜文明也对中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北方青铜器上的虎噬动物形象在中原青铜器上出现，南方地区“虎食人”纹样饰于中原青铜器上。但中原青铜文明处于核心地位，周边地区对其影响层次较浅，如“虎食人”纹样传入中原，多饰于鼎耳等次要位置，基本未作为礼器上的主体纹饰，而北方虎噬动物形象也未成为中原流行的装饰风格。总之，中原与周边青铜文明联系密切，共同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青铜文明格局。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