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子、中麓山人，今山东章丘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先后为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旋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郎中，又改文选司郎中，寻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职。嘉靖二十年罢官。其人性好蓄书，筑有“万卷藏书楼”，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又精书画鉴藏。李开先所著《中麓画品》成书于嘉靖二十年，收罗上自明初下至嘉靖年间的画家作品进行品评，是一部断代画品著作。

　　《中麓画品》体例上采用品评体方式，全书分为五篇。第一篇论各家梗概，采用比喻性的言辞，对诸家的艺术品格进行论评，寓褒贬于其中。第二篇以“六要”综括各家所长，以“四病”指摘诸家所短。第三篇搜罗各家的尺寸之长，使无遗漏。第四篇以类相从，区分各家为六等，但各等之中不再加以高下之分。第五篇追溯各家的艺术渊源，并有所评论。

　　该书的品评方法在继承前代画论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体例不拘窠臼，丰富而灵活，有别于以前较为单纯的品评体形式。文字语言亦生动活泼，善用修辞手法。如“笔无骨力，单薄脆软，如柳条竹笋，水荇秋蓬”（评“弱”），“如五代之官，帽则乌纱，身则屠贩”（批王谔），“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赞陶云湖）。李开先这类生动形象化的语言，一改之前玄妙无从捉摸的表述方式，呈现给读者最为朴实的感官体验，虽不免有溢美偏颇处，但仍值得借鉴。

　　与前代官方编修画史有别，《中麓画品》的撰写属于个人绘画史著。正如李开先在序中写道：“常山叶子则云，流观当代，未见上于予者，且请撰次品格，为艺林补缺焉。于是乃作《画品》五篇。”可以看出，个人爱好、亲友拜托、同乡关系等因素是《中麓画品》成书的原动力。从撰史出发点来看，该书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同时也是明代编著绘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麓画品》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独特的绘画见解。对绘画功能方面的认识，李开先不止于前代画学中如“畅神”“怡情”“劝诫”等绘画功能的基本看法，还提出了绘画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事物道理的功能。对于绘画流派问题，李开先崇尚宋元和明代“浙派”，贬抑明代其他画家，特别是吴门画派。“崇浙贬吴”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李开先共品评了已经去世的30位画家，仅对其中8人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戴进、吴伟等“浙派”画家，还包括元代的画家倪云林，对其他画家则存有不同程度的贬抑。对于自己不认可的画家，李开先直接贬低，毫不掩饰，不惜与主流看法相左。即便通常被认为地位很高的如沈周、林良、边景昭等画家，李开先对他们的评价也很低。如品评“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别无所有”，“林良如樵背荆薪，涧底枯木，匠氏不顾”，“边景昭如粪土之墙，圬以粉墨，麻查剥落，略无光莹坚实之处”。

　　对于他倾心的“浙派”画家则品评为，“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吴小仙如楚人之战巨鹿，猛器横发，加乎一时”，“陶云湖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等。就当时的历史现状而言，“浙派”大势已去，其后劲余绪多被评为狂乱邪学，而“吴派”绘画正处于上升时期。当然，“浙派”一词出自明代后期，是董其昌提出来的，此时所谓“浙派”并没有后来画史上的贬斥之意。

　　李开先是明代中叶画坛上唯一一位为“浙派”画家辩护的评论者。究其原因，这同他的成书背景和个人人生境遇是紧密联系的。李开先在《中麓画品》后序中借戴进之口，道：“进曾自叹曰：‘吾胸中颇有许多事业，争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予论不能询于今之人，敢妄求之于今之人哉？公论久而后定。进不待久，不识即有知予者乎？抑或有罪予未久而知之者乎？”

　　李开先在以戴进为首的院体“浙派”画家群体身上找到了共鸣之处。李开先官居高位，所结识的人物多为上层皇家宗室、勋贵等，而“浙派”山水画中表达的士大夫正统秩序的情结，令其在仕途受挫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使命有所激发。因此，该书可视为他解胸中郁气的移情之作。从某个层面来看，对于“浙派”绘画的推崇，也是士大夫维护正统秩序的体现。

　　《中麓画品》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画学著作之一，内容涉及明代绘画史、绘画鉴赏与批评等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明代中期绘画的基本史料。它对于考察、窥探吴浙两派的画学背景有所帮助，是一部重新探讨“浙派”历史地位的重要书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