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有关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以及蔡伦究竟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进者，学界聚讼纷纭，尚无定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已陆续发掘出土了多批“古纸”（有的称作“类纸物”），学者们也据此考证认为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植物纤维纸麻纸，但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应该如何认识文献史料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这都还需要澄清。实际上，无论造纸术起源于西汉还是东汉，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进者，造纸术的发明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文化——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学者忽视，要想澄清这个问题必须多学科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如此才能有更大突破。

　　时代背景：汉代经学的文化样态

　　“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之时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大行于世，迅速发展，以至于“经学自汉元（帝）、成（帝）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皮锡瑞《经学历史》）。作为汉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形态，经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学术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不单纯是一门学问，而且是士子改变命运、进入仕途的通道和工具，通经是当时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经学也就发展成为了利禄之学，所以当时邹鲁一带就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说法。

　　汉代经学的独特地位与影响，使得造纸术与经学及汉代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日本学者清水茂《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刘跃进《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等，都对造纸术发明后给汉代学术思想文化带来的影响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汉代学术的认识和理解，也能够看出造纸术与汉代经学的紧密关系。

　　总体上说，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包括蔡伦发明“蔡侯纸”，都是在汉代经学的背景下酝酿并产生的，受到汉代经学学术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

　　直接动机：删繁就简的现实需要

　　蔡伦发明的“蔡侯纸”是见诸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纸。《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观汉记》卷十八《蔡伦传》亦载之，内容大致相同。两书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如纸史研究专家曹天生认为：“蔡伦发明造纸术，无论从文献记载、从发明的含义，还是从逻辑推论来看都是成立的……蔡伦在以往人们探索发明造纸术的基础上，真正发明成功造纸术，是真正的造纸术发明者。”（曹天生《造纸术发明者蔡伦：论争与认识论意义》，2020年《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那么，蔡伦当时作为小黄门（宦官），他发明或改进造纸术的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往往注意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这一实用便利的目的，而忽视了一个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那就是简牍作为书写材料限制了经学文本的流通和传播，而东汉经学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更为轻便易得、书写便利、承载更多内容的书写载体，这是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深层次动因。这也正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总结的，纸最初之所以能在中国而非欧洲的文化环境中发明或利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大众普遍要求更好的书写材料。

　　东汉经学以博通为主，士人也以此为追求，但随着经师对经义的反复阐发和引申，经学烦琐的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士人的关注。光武帝曾下诏：“《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后汉书·章帝纪》）可惜成效甚微。随着经学的蓬勃发展，章句之学也越来越繁芜，再加上家法、师法的局限，出现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的现象，这给士人掌握经学知识带来很大负担。所以，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士人对经学删繁就简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也符合经学学术发展的趋势。洛阳作为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学术文化繁荣，教育发达，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的游学圣地。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就设在洛阳。

　　许多士子为了通过游学增长知识，获得仕进机会，通常要背井离乡，负笈远行，承担经济、心理等各方面的压力。因而，他们对章句烦琐的经学学问自是深感厌恶，希望在较短时间内掌握经学的核心要义，所以精简经义、反对连篇累牍的章句之学就成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就汉代经学的载体而言，蔡伦发明或改进造纸术之前，主要是竹木简牍和缣帛，简牍相较于纸张体积大且质量重，书写和携带不便，《后汉书·蔡邕传》就说蔡邕藏书丰富，“载数车与王粲”。加之汉代的出行方式多以徒步负笈或策马扬鞭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士人游学携带书籍的不便。

　　缣帛虽然轻便，书写也容易，但价格昂贵，不易得，非一般人所能使用。经书携带、流通的不便和经义阐发的烦琐都不利于士人的学习和经学知识的传播，因而士人无论在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还是游学后到地方任官或者回原籍教授生徒，都迫切需要经书的删繁就简。而“缣贵而简重”的现实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后汉书·蔡伦传》才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基于这个动机，蔡伦创造性地发明了“蔡侯纸”。

　　汉和帝驾崩后，殇帝随后驾崩，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她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与校订，所以令通儒及良史到东观校书，正定经文，而负责监管工作的正是蔡伦。邓太后选择让蔡伦主管其事，除政治上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蔡伦颇具儒家经学方面的修养，对经学的实际状况以及烦琐的弊端有着充分了解。可以说，东汉后期经学发展的现状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动机是一致的。

　　深层动因：明经取士的用人制度

　　汉武帝之后，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通晓儒家经典成为汉代入仕的主要条件，儒学也发展成为汉代的主流学术，经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救灾措施、民族政策等，无不闪烁着经学的“身影”。加之，察举制是汉代最重要的仕进途径和方式，也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与经学密切相关，甚至特设明经一科，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朝廷明经取士的指挥棒，直接促进了汉代经学的繁荣和士人对经学学术的追求。

　　经学作为利禄之学，是汉代士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而长期以来以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士人对经学的学习，也不利于典藏和流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经学知识的日益积累和丰富，士人迫切需要一种更加简便的书写材料，以满足其对经学学习的需求。蔡伦在朝廷中凭借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能够接触到上层统治者和大量的经生儒士，深知他们研习经学的苦衷，深感简牍书写的不便，所以发明了“蔡侯纸”。

　　综上，造纸术的发明与汉代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汉代经学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特点催生了“蔡侯纸”的发明，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澄清造纸术发明的历史真相。这也启迪我们，学术研究的主旨不仅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还在于探究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潜在的深层动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潜夫论》文本的构建与东汉学术的演进研究”（20CZW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