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鼎194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窖藏，后为西安徐氏所得，于1951年捐献给陕西省人民政府，入藏陕西省博物馆，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禹鼎，通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重37.25千克。圆形，直耳微外侈，腹较浅，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一道，腹部饰环带纹，耳外侧施以两道凹纹，足部饰以饕餮纹。铸有铭文20行，每行9—13字，包括重文符3个、合文2字，共计207字。记述曾向周王朝称臣的噩侯驭方联合东夷、南淮夷诸国一起反叛，并且一举攻打到西周腹地。周王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

　　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参加征战，终于俘获对方首领噩侯驭方，铸作这件宝鼎以记战功。

　　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啸堂集古录》中都著录有“穆公鼎”，铭文与禹鼎相同。宋代典籍中的青铜器铭文均为摹写，容易出错，禹鼎出土后才得以勘误。当时的学者不认识“禹”字，故称“穆公鼎”。

　　禹即叔向父禹，名禹，字叔向父，是穆公后裔，服事周室，为武公僚属，封邑于井。禹亦见于叔向父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啸堂集古录》均误作“成”，所以也有人称此鼎为成鼎。武公是厉王时掌管军事的大臣。

　　“噩”同“鄂”，噩国即鄂国，甲骨文中作为地名较为常见。作器者为禹，字叔向父，亦见于叔向父簋。郭沫若考证“禹”即《诗经·十月之交》中“楀维师氏”的“楀”。禹鼎的制作时代关系到“噩”何时灭国、噩侯部族是否东迁等一系列历史问题。

　　噩国历史悠久，《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昌、九侯、噩侯为三公，至少在商代，噩国就已经十分强大。西周时，噩国为西周所封之南国大国，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之经营南方以及控制南淮夷及东夷，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加以笼络。也正因此，一旦噩侯反叛，就会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

　　禹鼎铭文中的“噩侯驭方”与清代陈介祺旧藏噩侯驭方鼎中的“噩侯”为同一人。传世的噩侯簋是为王姞所作，可知噩是姞姓国家，曾与周王室联姻。

　　从禹鼎铭文记载可知，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声势较大。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

　　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然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足见周王决意讨平噩侯驭方与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噩国可能从此灭亡。

　　2012年，河南南阳新店乡夏响铺村附近的南水北调工程线路上发现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多座墓出土铭有“噩侯”“噩侯夫人”“噩”的青铜器。可知西周王朝在灭噩侯驭方后，又在今南阳市区东北方向的白河（古称淯水）岸边重封“噩侯”，另立新邦。禹鼎铭文记噩侯驭方家族已“勿遗寿幼”，故此夏响铺之噩侯应与原噩侯家族无关，王朝可能以其他姓族的贵族就任新噩侯一职。

　　禹鼎铭文记载的是周厉王对南方各国，特别是对噩国的一次重大的战争，关系西周晚期史实，弥补了文献记载之缺佚，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周代江汉地区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