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人们便会想到享有“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之美誉的蛋壳陶。实则，龙山文化时期虽以黑陶为主，但也有灰陶、红陶、褐陶，还有用高岭土为原料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的白陶。在三足器类的陶器中，黑陶占多数，其他陶色也都有之，特别珍贵的白陶仅见于三足器类中的陶鬶。

　　陶鬶自成一体的正源

　　“鬶”最早见于1928年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遗址，它有着长长的流口、把手和肥大的足部。这种形制奇特的器物被当时的发掘者称作“鬶”，其依据是汉代许慎《说文·鬲部》：“鬶，三足鬴（釜）也，有柄、喙。”鬴（釜）是煮饭的锅，“鬶”是指有把手且带喙的三条腿的煮饭的锅，与器形完全符合。此后，在我国各地，东起海滨、西至陕西、北至辽东、南达岭南，已有数百处遗址出土了各式陶鬶，年代距今约6500—4000年。尽管该器物发现的地域广阔，但专家们大多认为陶鬶的起源地是海岱地区。这不仅仅是因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陶鬶数量最多，广为盛行，更重要的是大汶口文化是陶鬶自成一体的一个正源。

　　在众多的陶器中，陶鬶是形制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种器物，长期以来以其特殊的造型而格外引人注目。但这种造型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远古先民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之后，不断地加入了新的元素从而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新石器时代早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人们很自然地需要类似于今日的锅碗瓢盆来煮食、盛放粮食。在城子崖遗址附近的西河遗址，考古学家就曾发现过一件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陶釜，它是一件圜底陶器。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模仿了植物类（如：剖开葫芦制成的水瓢）容器的形态。植物类的器皿被陶器所模仿取代，只因陶器更加坚固、耐火候。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圜底的器物不易放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智慧的先民便在陶釜底下放了三块用来稳固陶釜的石头，类似功能的石头也见于西河遗址。三足稳定性规律的发现并应用于陶器的使用，对于原始先民而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但是，石头多不规整，器物放上去仍有倾倒的危险，于是先民们就烧制了规整的支足。后来，为了避免每次加热都要重新放置支足的麻烦，便直接把三条腿粘在陶釜的底下。“三足”的设计不仅考虑到了支撑的实用需要，而且支足间的距离精准、角度一致，又显示出古人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准。在解决了稳固加热这一难题后，为防止食物煮熟后烫伤手，就又加了一个把手。接着，先民们又发现如果直接用陶鬶往碗里倒东西，经常会对不准碗口而将液体洒出来，所以他们又把陶鬶的口部拉长再加一个凹槽，制成了流口。还有一些陶鬶在之后的发展中，为了提高热效率，足部从“实心支足”变成了后来的“空心袋足”。如此一来，既扩充了器物的容积，又使它的受热面积变大，从而加快水烧开的速度，可谓一举两得。至此，陶鬶完成了由釜到鬶的华丽蜕变，时代约在大汶口文化时期。

　　海岱地区的鸟崇拜

　　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由于快轮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制陶业出现了质的飞跃。陶器多造型规整，有的器表还经多次磨光。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陶鬶通高30.5厘米、流口高5厘米、长16厘米、宽11.5厘米，有小子口，口沿高1厘米。该陶鬶的最大特点是采用高岭土（即坩子土）烧制，若挂上釉就是瓷器了，所以也被称为瓷器的先祖。该器造型优美流畅，设计精妙，装饰虽简练却不失生趣，整体形制宛若一只仰着脖子正在欢快啼叫、展翅欲飞的鸟儿，专家们认为，这种特有的仿生现象应与海岱地区独特的鸟崇拜现象有关。

　　远古时期，不同的部族多有各自的崇拜物，多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这种现象被人类学家称之为图腾。海岱地区生活的东夷部族主要以各种鸟的崇拜为最多、最盛，故在《尚书·禹贡》《史记·五帝本纪》《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东夷”又被称为“鸟夷”。

　　从出土的人骨情况看，新石器时代的东夷人除了流行头骨变形和人工拔齿习俗外，还流行着另一种习俗，即口含直径约15—20毫米的石球或陶球，这球一旦放入，便不再取出，死后犹然。学者大多认为这种含球习俗乃模拟吞玄鸟卵而生子，球象征鸟卵，含球有祈子之意。不仅如此，东夷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常作鸟状打扮。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M11、M17两墓出土的陶尊上有一种刻划符号，李学勤先生考证那是一种东夷人用羽毛装饰的冠，可见文献载东夷人“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并非虚文。此外，在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等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个状的刻划符号，专家们解为“阳乌负日飞行图”。

　　东夷人甚至还以鸟来命名各种官吏，《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治今山东郯城）国君到访鲁国，鲁昭公设酒款待，席间昭公问：“少皞氏以鸟名官，何故也？”郯君解释道：“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据郯君言可知，少皞氏曾设置了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24种官职，尽管这些记载只是后人的追述，少皞时代是否有如此完备的职官体系尚不可知。但至少说明，彼时在东夷地区存在许多以鸟命名的氏族部落，而区分这些部落的主要依据便是不同的鸟的徽识。石兴邦先生曾说：“这些记载，不是向壁虚造，而是以真实的鸟图腾历史为基础的。24种官职，无一非鸟，这是保持鸟图腾制最完备的记述。从这个叙述可探知少皞部落中，大图腾中包括小图腾集团，形成了一个鸟图腾氏族部落社会的3个部组织，即部落（少皞）、胞族（五鸟、五雉）和氏族（24种官职）。”

　　大量的出土材料和文献记载可知，生活在海岱间的东夷先民对鸟的崇拜极甚，这一点史学界和考古界的许多学者已做过深入研究。至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生殖崇拜”和“物候崇拜”两说，考虑到海岱地区紧邻海边、原始农业发达，所以东夷人对鸟（多为候鸟）的崇拜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把握农时适时耕种，根源于人们长期的生产活动的实际需要。东夷先民对鸟的崇拜已融入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种形制宛若鸟儿造型的陶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广仁、邵望平二位先生在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土和文献上的陶鬶相关资料后，对陶鬶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梳理，指出在五千多年前，陶鬶还仅仅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有器物，稍后千余年间，在与周围文化的互动交流中，陶鬶最终被各地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龙山期”诸文化共同出现的新器物。至此，陶鬶已不再是海岱地区的“特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考古材料如此丰盛的今天，像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袋足器也从没在华夏大地之外的任何地区发现。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看作是中华史前文化的独特基因。夏商周以后产生了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乐文化，由鬶派生而出的盉也成为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周王朝经营南国史事考”（17BZS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