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1万年以内，辽西地区古文化经过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文化传统的积累，依靠渔猎经济的提高和种植业的发明，实现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进入了兴隆洼文化时期（本文所指兴隆洼文化，包含查海遗址早中晚各个时段）。

　　兴隆洼文化有一个广阔的分布面，它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和通辽市的西南部，向南到达燕山南麓的冀东北地区。由于几处较大规模的遗址都发现于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所以可以认为，牤牛河上游是兴隆洼文化分布的一个中心区，也是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查海遗址更是因为聚落中心的巨型石堆龙等龙形象和较为丰富的玉器出土而凸显其重要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透过查海遗址的龙与玉，我们对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步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龙形象现世

　　查海遗址出土的龙形象，包括石堆龙和陶塑龙纹两大类。查海堆塑石龙出土于该遗址中部穿过的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裸露的红褐色花冈岩石脉上，为玄武岩石块摆塑，全长19.7米，身宽1.8—2.0米，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基本与房址的方向是一致的。龙头、龙身处石块的堆塑较为厚密，而尾部石块相对松散。其造型庞大，可以分辨出龙的头、尾，龙昂首张口，呈弯身弓背状态，龙的尾部不够清晰，若隐若现，总体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龙的腿和足部也隐约可见。

　　虽然此大型摆塑龙的龙体因所用石块色彩与所在地面石脉相近，形象显得不够明确，但可确定是人工作品。陶塑龙纹形象都属于陶器上的浮雕装饰。龙形浮雕装饰在该遗址习见的一种夹砂褐陶质的筒形陶罐的表面。其中一块陶片上的浮雕为作向内盘卷状的龙身，可见其内盘的一端为圆端；另一块陶片上的浮雕为龙尾，作外卷状，尾端部较尖。它们都采用压印窝纹的方式，来表现龙身体的鳞状纹，可惜都为残陶片上的局部形象，缺少龙的首部。

　　查海的堆塑龙尾端指向的大型房址，是整个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址，房内还出有玉匕，这些都应是该房址主人特殊身份的象征。龙身腹部下方，还紧邻一片墓地和祭祀坑，尾部又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址相连接，更突显了其主人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它具有的神秘性显然是与祭祀有关的，反映了查海人祭祀崇拜已具有较高发展水平。但同时，因为查海遗址浮雕龙纹还见于房址内的陶器上，似乎并未完全从生活用具中分化出来，说明龙在当时尚未形成被少数人完全独占的局面。

　　专属玉器使用

　　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两类，一类为与其日常制作与使用的石质工具相近的器形，如小型锛形器、玉凿和较大的玉斧等，磨制较为精工，形体也较为规整；另一类则与平常使用的物品相去甚远，类似于装饰品，可以悬挂或佩戴在身上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种类主要有玉玦和玉匕形器的组合，还有一种类似玉管的东西，它们的制作较前一类更为精细，制作难度也更大，是查海玉器的主要代表。

　　玉玦是一种扁平面接近正圆形，但圆周上有玦口的玉器。玦的具体形制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为管柱状，两端平齐，侧面有一细长缺口；另一种为环状，截面多棱形或近椭圆形。在墓葬中，它们都是成对地出土于死者的头部两侧双耳下方的位置，玦口朝下，而不似人们常想象的那样以玦口卡于耳垂。玉玦使用时，应当佩戴于耳部，将玦穿于耳孔，可与民族学材料中有耳垂甚长而耳穿孔甚大的实例相印证。玉玦的使用，可能与查海人相信耳朵在通神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可引起神更多关注有关，以达到与神沟通的最佳效果。

　　玉匕形器是一种体长而匀称的扁条状玉器。其头端平而末端圆弧，近于头端有钻孔，体中部内凹，向周边逐渐趋薄，边缘外翘呈有刃而不锋利状，通体被磨制得均匀而光泽。匕形器的长度大小不一，最长者长度可达10厘米，而最短者长度只有5厘米左右。从玉匕形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是佩挂在人身上的，但佩挂的部位和数量却不像玉玦那样固定，可以分别在颈部、腰部或其他部位，数量少者1件，多者7件。

　　玉管是一种管状玉器。体长，管中部有外鼓，使整体器形呈两端细中间粗，两端斜口。外表磨制光滑。玉管个体一般都较小，长度在2—4厘米左右。

　　查海玉器的出土位置有五种情况，即出自遗址文化堆积层内、房址内、居室墓、祭祀坑和地表采集。玉玦、匕形玉器均见于墓葬地层，房址内也有出土，其他形制器型则皆为地层和房址中出土，不见于墓葬。说明玦和匕形玉器等没有确定的现实用途，它们绝大多数是墓葬，尤其是居室葬中的随葬品。此类墓葬随葬品较为丰富。如查海遗址F7中居室墓主人为一儿童，却随葬了7件玉匕形器；F43的居室葬，出土玉玦1对、陶器7件。其随葬品明显较该遗址中心墓区的墓葬丰富或特殊，反映了居室墓葬的墓主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拥有较大权力和较高社会地位，而这种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可能来源于他们的通神能力。

　　查海遗址玉器主要呈乳白色、浅绿色和黄蜡色。经扫描电子显微镜及红外线吸收光谱分析，确定为透闪石、阳起石软玉。说明查海人具有准确认识各种硬度、颜色不同的石料的能力，并赋予它们以包括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

　　查海玉器的切割痕迹十分明显，当时已经掌握了采用玉砂、加水为介质切割开料的加工技术。玉器加工成型过程中的琢磨、钻孔、抛光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查海遗址发现的所谓石钻，经邓聪和郭大顺研究，是为了牢固安装在车桩中孔的一种构造，应是木质辘轳机械中的轴承。显示了查海遗址时期，已发明由木石构造的立轴辘轳，并且在制作技术及形态上十分先进成熟，一定不是最原始轴承的形态，那些精致的玉玦中孔，就应当是这种辘轳机械加工出来的。当时应当已经出现了制玉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和技术的明显进步。

　　精神文化发达

　　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查海遗址全盛期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中晚期阶段，龙的信仰与对玉的专用同时发生了，这必然是时势需求的结果。研究表明，自兴隆洼文化中晚期起，该文化与燕山以南同时期文化交流频繁，其分布已然越过燕山。尽管植物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兴隆洼文化先民已经发明了粟和黍的栽培，但是粟和黍在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其从事的农业耕种是粗放的，处于早期驯化与栽培阶段，采集、渔捞、狩猎等仍是生业方式的主体（孙永刚《西辽河上游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生业方式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生活在这种生业模式下的居民，亲缘纽带相对松散，族群合力有限，因而在与中原农耕相对发达的文化集团碰撞中，需要共同的信仰加强族群内部的纽带维系。于是，统一的信仰和创建与神沟通的体系成为了社会所需，而玉玦、玉匕形器等专用玉器和龙崇拜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说龙崇拜是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更高度发达的宗教思想的话，那么玉玦和匕形玉器等通神玉器的产生，则还需要有技术上足够的铺垫。辽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葫芦岛杨家洼遗址就出土有零星玉器。

　　其中，小孤山出土的玉器包括1件玉料制成的石片和1件玉质双刃尖状器，前者是用锤击法从一块岫岩河磨玉的原石上打下来的石片，是制作石器产生的副产品；后者是用锤击法打下的长石片两边进一步加工而成的尖状器，其玉质温润，呈绿色，属透闪石玉。上述玉器器形与石器无二，制作方法也一如石器的大致方法，当时尚未因其材质与普通石料的差异对待而产生特殊的认识或出现专门的制作技艺（黄慰文、付仁义《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杨家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包括1件玉斧、1件玉球和1件玉环。玉斧、玉球的制作方法、器形与石质同类器一致。玉环的存在，可能说明已经出现了某些高于普通石料加工制作的玉器制作工艺，如打磨抛光技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葫芦岛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葫芦岛市杨家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2期）。而辽西当地长期以来的细石器制作传统，早已形成了成熟的石器制作工艺，也造就了查海人高超的辨石、识玉、制玉能力。查海人选料、打、琢、穿孔和研磨的治石技术运用准确，表明其石器制作已进入成熟阶段。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专门的制玉技术，从技术角度来说，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相对松散的亲缘纽带需要共同的信仰维系，这使得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相对简单粗犷的物质文化和发达的精神文化，后者表现在由图腾崇拜创造出了更高度发达的龙崇拜和以玉通神等宗教思想。玉器和龙崇拜所反映的社会分工和宗教观念的发达程度，及其与聚落内房址、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层次性相对应，都表明此时的兴隆洼文化已越过原始氏族公社发展的繁荣期，开启了辽西地区向文明化起步的历程，其龙文化、玉文化也为几千年后的红山文明开了先河。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