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器综述》（陈梦家，中华书局2019年4月版）是一部迟到半个多世纪才与读者见面的“新作”。大家也许对这部青铜器研究专著感到陌生，但提到陈梦家1962年出版的厚册图录《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新近恢复原名《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201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订补本，以下简称《美集录》），在夏商周考古及青铜器研究界则是鼎鼎大名。这部长期以来被学界频繁引用的经典图录，实际上仅仅是《中国铜器综述》配套的“图版”部分。只是当初由于“《综述》篇幅太长，今删去之，以后当可单行问世”（《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自序》），不曾想这一放就是60多年。

　　幸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直保存着该书的英文书稿，近年来，由王世民邀请王睿等人翻译，并经张长寿、王世民对译稿反复校阅，《中国铜器综述》才终于得以“单行问世”。

　　建立青铜器年代序列

　　1944年，陈梦家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学术旅程。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对公私藏品做一番总体考察，把这批材料介绍给学术界，同时使某些器物的真伪、年代和历史意义得到更好的了解”，“三年之中，凡公私所藏都加以鉴别、测量，打制铭文的拓片、分别照相，并追求其辗转流传的经过。所见铜器而重要的数在一千以上……为了搜集这些照片，也曾跋涉了许多路程，历尽艰难，颇费口舌之劳”（《中国铜器综录自序》）。《美集录》于1962年在国内出版，将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精品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但陈梦家彼时对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理念认识水平，却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不为人所知。

　　在陈梦家赴美之前的1941年，容庚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器研究专著《商周彝器通考》，从原起、发现、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造、辨伪、销毁、收藏、著录等方面，第一次对中国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述，一举突破了千年以来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将青铜器的本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再仅仅将其视为铭文的载体。

　　陈梦家早年师从容庚，在文献学、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并曾于1946年为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撰写过《中国铜器概述》。他注重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敏锐地将青铜器研究的关键之处，定位在“如果把一件铜器作为史料和形制研究中的标准器，首先要对其年代和真伪做出鉴定。在对文献的年代断定和阐释过程中，年代学又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复杂问题”。因此，对于中国青铜器年代序列的建立，成为《中国铜器综述》的研究侧重。

　　然而，陈梦家面对的这些美藏中国青铜器并非科学发掘所获，尽管“每件铜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时代、地域和所有者信息的载体。它的器型、纹饰和铭文都与某些铜器（群）存在着联系”，但还是需要“依靠有确切年代和出土地点的铜器作为标准器来研究……再利用新材料、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文献研究中的新认识以及与陶器、玉器、骨制品和石器等其他考古学资料比较的结果进行不断核对、总合、修订”。因此，在第一章“研究方法与材料”和第二章“研究简史”的简述后，作者着重笔墨在第三章“重要出版物”、第四章“考古发掘与发现”和第五章“地域分布”展开了尽可能详尽的论述。这些都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储备和背景资料。

　　创新青铜器类型划分

　　与《商周彝器通考》多收录清宫旧藏、日本所藏中国青铜器不同，陈梦家在美国所见的中国青铜器数量更多，类型更为复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青铜器的分类研究，他认为“在讨论类型学时，有一套标准术语十分必要”。由此，在第六章“术语”中，陈梦家在“明确铜器各个‘部位’的意义”的前提下，将铜器各个部位具体拆解为器盖、器体、把手部分、承托部分和装饰性附件，并根据相应的个性特征进一步拆解，创建了一套严格定义的术语。在严格定义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尽可能地对器物特征进行全方位的拆解。

　　在定名和功用研究基础上进行分类，是青铜器类型学研究的前提基础。自北宋以来，先贤学者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对青铜器进行了建设性的定名。《中国铜器综述》的“器形分类”充分考虑到了青铜器的用途，结合自名和出土、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尽可能与当时考古发现所获陶器建立联系，将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分为48类，并对其中的4类进行了拟名。

　　陈梦家对于中国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着重分析每类铜器在漫长演化过程中的形式变化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别。在每一类之下，先列出这类铜器的总体特征，再列出对每一型的界定。有些型还分出了亚型，并列出不同亚型间的区别”。对于青铜礼器的类型划分，“着重强调类型间的历史演变”，不同的“型”按照罗马数字依次排序，“Ⅰ、Ⅱ、Ⅲ的划分不仅根据年代，也考虑到形式的变化”。

　　以鼎为例，将其分为Ⅰ型（圆鼎）、Ⅱ型（分裆鼎）、Ⅲ型（方鼎）、Ⅳ型（兽足鼎）、Ⅴ型（垂腹鼎）、Ⅵ型（半球腹鼎）、Ⅶ型（球腹鼎）、Ⅷ型（空足鼎）、Ⅸ型（汉代鼎）等九型。如今看来，Ⅰ型、Ⅴ型和Ⅵ型实际上属于同“型”之下具有早晚关系的“式”之间的差异。Ⅶ型与Ⅸ型的关系也是如此，而Ⅸ型被命名为“汉代鼎”，也充分显示出其断代色彩和式别色彩。

　　采用罗马字母依次排序的分型命名，面临着“型”与“型”之间的共存关系问题，作者坦言：“某一类铜器也会因人们的好恶和功用上的细微差别，在同一时期产生多种不同的形态，如鼎Ⅰ-Ⅳ型同时存在就是例子。”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第八章“类型学”是《中国铜器综述》中最具创新性的内容，首次对中国青铜器进行类型划分，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史意义。

　　《中国铜器综述》的类型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回头审视《美集录》对青铜器的分类编排。如1962年版《美集录》的凡例指出：“本集是按照器物的品类分列的，所以A1-A117都是鼎。在此117号中，又据其形制的不同分为九种，即‘鼎一’至‘鼎九’，其中如‘鼎二A28-A54’是分裆鼎，‘鼎三’是方鼎。”这样的分类编排，正是来自《中国铜器综述》的类型学研究成果。

　　总结青铜器纹饰时代特征

　　风格与纹饰是陈梦家在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贡献。《中国铜器综述》不再满足于对青铜器纹饰的简单分类，基于对出土器物的分组、对纹饰的分类以及根据其他纪年铜器或根据出土地、类型、铭文指示的大致年代，将中国青铜器的纹饰归入商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汉代等七个历史时段，并对各历史时段青铜器纹饰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开创性总结。

　　特别是在商周铜器断代方面，通过与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对比，陈梦家将西周风格的特点总结为：“（1）周代风格继承了大量的商代风格的特征；（2）蝉纹消失；（3）饕餮纹失去了主要地位；（4）鸟纹和龙纹变得重要，在两者基础上产生了新的装饰纹样；（5）带状纹饰被更频繁地运用；（6）图案表现形式多于造型表现形式。”从而，青铜器纹饰的时代特征成为《美集录》所收中国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本章在图录完成后写成，我们发现本章的铜器风格排列与图录中850件铜器的断代极少或没有发生冲突。我们冒险从西周早期铜器中区别出其中的商式风格，其结论有可能为定论”，达到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

　　《中国铜器综述》是继《商周彝器通考》之后的又一部青铜器研究力作，作者陈梦家通过对美国所藏大量中国铜器的考察，在中国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和纹饰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对于陈梦家的学术旅程而言，他在讨论西周王年的基础上，首次将西周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对各期青铜器的纹饰特征进行了总结。这就为他接下来的《西周铜器断代》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就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史而言，《中国铜器综述》在类型学研究和纹饰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无疑使之成为一颗闪耀光芒的沧海遗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