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后，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正式向全党提出要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提炼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过程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化三改造”、主要矛盾说和综合平衡论是改革开放前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规律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存在重大偏误性理解，这种探索最终陷入了迷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行，它既成长于改革开放实践，从实践中汲取养分形成经济学理论，并逐步系统化，又对改革开放发挥指导作用；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并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又科学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吸纳其合理部分，同时高度警惕其一些错误的基本原则的误导；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人民性、自觉性、主导性、实践性、开放性、批判性的统一，为保证改革开放的航船和现代化道路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作出了贡献。
中国当代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道路的一体两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生产方式框架中，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研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关系及其两者间的互动规律。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它既体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成果中，更凝聚在集全党智慧的标识性文献中。当前急需把它们——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形成系统化的学说，为世界和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独有的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新时期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时代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改革开放初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思想理论界首先是从1977年研究按劳分配问题，批判“唯生产力论”，澄清“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上的误解开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批判了“四人帮”以“极端平均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极左谬论，随后的尊重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规律的讨论，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做了理论铺垫。尤其是1978年围绕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探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做了舆论准备。在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既引领了理论研究方向，也通过有关按劳分配话题掌握了理论话语权，通过打破“大锅饭”讨论获得了实践话语权。当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家都登台亮相，为拨乱反正冲锋陷阵，可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启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主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又在实践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向世界开放的国策，政治经济学家借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为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以租借制和租让制形式改造部分国有企业，将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思想，同时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进一步参考历史上陕甘宁边区建设经验，提出大胆以“引进来”为主，创办沿海经济特区的设想，但特区要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经济学界立即发起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启发下，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经济学界还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发挥价格和市场机制作用，形成计划和市场全覆盖、交融式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雏形：改革要发挥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但不放弃计划或国家的作用，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始终是获得最大多数人认同的改革基本取向。
第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同阶段，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四，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确立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第五，全面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第六，有些经济学家提出，根据现代化大生产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主的企业改革。
第七，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理论，对1970年代下半期经济超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进行调整，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依据综合平衡理论，借鉴西方宏观调控经验，治理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保证了经济稳定运行。
第八，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九，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理论的提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相当长时期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主流理论地位。
第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比较和讨论，发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代中国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理论成果都是党的领导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独立自主提出来的。其中只有部分理论适度借鉴了国外工业化、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东欧经济学理论。
正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力推进，初步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取向，分析元素和维度、概念，理论体系雏形和政策系统。对此，邓小平同志评价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初稿”。其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取向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方向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不断增强市场导向作用，坚持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些对当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行的系统性分析，促进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成功转移，帮助确立了基本路线框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实践证明，我们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力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发展，为形成全党共识，有力指导改革开放实践，从而牢牢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主导权，奠定了重要基础，确保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成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主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发展
进入1990年代，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局面，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确定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南方谈话”首次表达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统一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重大创新性表述，至今影响深远。
“南方谈话”后，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表明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非其他社会性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内含的发展规律也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任何一种现实的生产力或市场经济，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与所有制关系相结合，一起构成生产方式，展开其内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借助市场经济方式，构筑起具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获得新的更大发展空间，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被有效地限制。这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支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这一时期围绕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先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抓住战略机遇期，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科学发展，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生产关系方面，尤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可以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中发挥国有资本的先导性、主导性、关键性、公共性作用；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加强国家统一的宏观调控，发挥财政、货币、计划、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个人收入分配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以后进一步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兼顾效率和公平关系，再分配要更注重公平。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价值和政策取向都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立足于中国小康社会建设，造福于人民；其结论都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有益经验，分析当代中国实际得出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概念和原理上实现了重大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价值和生产关系，但它是通过分析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来研究生产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强调不能脱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强调“生产力标准”。特别是，它是在生产方式框架内，联系着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区分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体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反映了生产关系；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反映了生产力。使用价值也可理解为财富。“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抽象劳动，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是多生产要素，其中包括具体劳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不仅拓宽了生产力要素，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即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财富和生产力；不仅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方式中的人民福利。
其次，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进一步丰富了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内涵，在当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再次，区别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收入的理论依据。
最后，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然而，改革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困顿和周折，有些改革措施需要完善协调配套，有些则急需调整思路。例如，在一些不宜市场化的公共产品、公用事业等市场失灵领域，出现了泛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的出现部分是来源于改革经验不足，但主要是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片面性的误导。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认物不认人，离开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回避价值立场，过度数量化，忽视定性分析，忽视中国传统，忽视弱势群体利益，鼓吹私有化和泛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横行天下等现象。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有些成果也发现了当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在不少场合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盲目推崇市场的自发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及其客观规律相背离。究其本质还在于，它代表了市场经济中资本逻辑的诉求，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导向。为此，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多地注意吸收其合理部分，但在中央指导和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警醒下，也时刻警惕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对其理论误区和错误思潮的危害性进行了批评。
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新常态呼唤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迈上了新征程。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下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生产方式的时代方位和矛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1．近代以后，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他多次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习近平同志解释说，什么叫做几十代？孔夫子到现在不过70、80代，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所以任重而道远。
4．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维护、用好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5．未来5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整个“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6．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一直处于下行期，这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结果。
7．为进一步认识“三期叠加”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命题。他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理论上作出的创新性概括。
8．为更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他提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从时间上看，我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经济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生产方式运动的中长期历史定位和矛盾性质，提供了主要概念元素和基本分析框架——新常态，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枢纽和起始点。习近平总书记以无比的理论气魄和敏锐的战略眼光，结合中国实际，赋予“新常态”全新含义，准确刻画了当今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时代方位。
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常态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拓
新时期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新经验，深刻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性质、运行特点、体制障碍，系统梳理已有理论成果，着力探索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努力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了系统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的新篇章。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受到海内外高度重视和好评，正成为全党的共识，是指导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国智慧代表。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是：
1．确立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为本位，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发点和前提；就是构筑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2．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 “更好发挥”，而不是“更多发挥”作用，政府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当前，尤其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各级干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3．系统分析经济新常态的性质、特征及地位。
4．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
5．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新探索。他在系统阐发“两个毫不动摇”后增加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要按新“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变。最终要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不管怎么改，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四个不能”，就是农村改革不可逾越的底线。
6．全面系统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关键概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是习近平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最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从提出“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原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历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居于最关键的位置，内涵丰富，原创性强。它既是一个理论学术范畴，又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导意义；既联系长期经济发展，又针对当下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既事关生产，又联系分配、交换、消费；既立足中长期结构及发展战略，也着眼短期宏观经济周期运行；既涉及生产力发展，也包含生产关系变革，是分析体现着两者统一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它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又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短周期看可能是严峻的，但从更长周期看，又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必须坚持短、中、长期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系统阐述了其学理上的意义，而且根据其机理全面论述了政策操作体系、改革重点、程序及其风险。
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一样，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其伟大创造；而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其伟大的创造性创新。
7．注重引导和稳定社会心理预期。现代市场经济各种要素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心理因素和波动对经济的作用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当前心理因素的特点和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管理社会心理为经济发展服务，指出受复杂局面和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敏感阶段，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市场预期与经济发展可以彼此促进、良性循环。他认为预期稳，信心增，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他更强调：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企业家的支持是一贯的。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
8．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市场体系建设、补好政府监管缺位，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9．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主张改善民生要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改善民生不能提出过高目标，否则，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多次分析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要求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
10．形成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首个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后，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第三阶段。中国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更好地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拓性地提出并全面规划了“一带一路”战略。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既包括对当代中国生产力特征的分析，也包括对当代中国生产关系的分析；既包含对经济规律的探索，也包含对经济运行具体层面的探索；既有对经济发展的探讨，也有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既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又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既分析实体经济和市场走势，又透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及作用；既研究国内市场，也研究国际市场，以及两者的互动和发展，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创新性分析。这些系统的、创造性的、理念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重大理论分析，不仅将在相当长时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