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文学走过四千余年的灿烂历程，现代意义上对中国音乐文学的研究已逾百年。“从《诗经》、楚辞到歌诗、变文、词、杂剧、宝卷、民间戏曲……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既是华夏文化自身生存发展的产物，也是华夏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中国音乐文学，既是上层礼仪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民间文化生存的重要形式。”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孙尚勇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总结既往　强调贯通

　　记者采访了解到，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文学研究以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为先导，20世纪20年代朱谦之等学者最早明确提出音乐文学史概念，百余年来学界已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孙尚勇告诉记者，他和来自四川大学、井冈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的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力求在更广阔的领域，全面占有相关文献资料，充分利用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和中国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注重研究音乐文学的长时段运动，寻找历史上不同类型音乐文学的内部逻辑与外部规律，用新的分析方法而非旧的叙述手法来组织材料，勾勒出一部具有初步集成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表示，撰写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要有“一以贯之”的音乐文学史观。他建议，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一定要想明白，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什么？要用什么思想来统一这套书？研究者要广泛吸收海内外的全部研究成果，做好文献综述工作，突出这项课题的独特性；要充分注意研究的创新性、特殊性；要做到总结既往，而且能给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认为，中国音乐文学通史一定要有贯穿始终的基本学术逻辑、学术理念。每一个阶段的音乐文学，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种一以贯之、前后承续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给人“通”的感觉。

　　打造具有学术个性的研究成果

　　在5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开题报告会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孙尚勇介绍说，他们工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应学术发展需要，提供一部具有初步总结性的中国音乐文学通史。二是完善音乐文学学科论证，解决音乐文学的相关理论难题，包括从学理层面论证中国音乐文学学科的属性、意义和范围，对中国音乐文学的部分基本理论问题作深入合理的论述和阐释，探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关联及其演变。三是融合不同研究取向，有望形成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若干重大突破。

　　四川大学教授郑阿财认为，中国音乐文学通史能够将音乐与文学结合，摆脱过去文学史与音乐史各自独立的研究状况，关注“声情”与“文情”的结合，力求全面而又系统地建构，是一项很不容易但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在郑阿财看来，可将佛曲、道曲纳入研究范畴，使体系更完整。可加入有关俗文学的部分研究，如俗曲、小调等，关注俗文学的相关著作。

　　树立正确史观　着重分析方法

　　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要树立正确的音乐文学史观，界定好音乐文学的界限。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罗艺峰表示，树立正确的音乐文学史观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史观这个问题上，要下大功夫，打开视野，跨文化、跨语言、跨领域。

　　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强调音乐文学史的范围界定。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所有的包括戏曲在内的韵文，几乎都可以说是从音乐发展过来的，即使是近体诗，也有音乐的基础。文学与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脱离音乐了，而且必须要脱离，整个中国文学最高的发展是脱离音乐之后才出现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提出，要避免陷入“学音乐的就从音乐角度谈音乐文学，学文学的就从文学角度去看音乐文学”的误区，应该两者兼顾。要把文学的内力与过去的历史关联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文学与音乐的交集，摆脱音乐学或者文学单方面的束缚。

　　谈到研究方法，孙尚勇表示，中国音乐文学通史研究涉及音乐学、文学、历史学、诗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门类，属于跨学科的基础研究。他认为，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分析，不仅要认清楚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大致规律，而且要对中国音乐文学发展之所以呈现某种面貌的深层原因，提出系统的深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