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跨文化传播学的兴起始于二战后的美国。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一词。跨文化传播学以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努力探讨如何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荣。

　　寻求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缘起于“信息误读和文化差异”；落脚于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进行有效和平等的沟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姜飞表示，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人”的主体性被分解，变成“自我”与“他者”，跨文化传播学即是以“文化他者”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研究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主体之间的传播过程和文化关系。“消解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一种学理意义上的理想状态，而研究这些边界形成的过程和机制，由此逐渐达成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合作、共存、共荣的可能与机制，则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介绍，自兴起以来，跨文化传播学集中探讨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三是基于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变化，以及由这种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与变异。

　　重视心理学方法的运用

　　跨文化传播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间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面对的是在矛盾、冲突、差异等文化交往语境中如何建构和谐的传播。

　　加拿大皇家大学传播与文化系教授李臻怡将跨文化交流比喻为信息编码发送、解码接收的过程。他认为，参与者最好事先协定好“密码本”，以利于传播的效率，而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就在于参与者拿了不同的“密码本”。

　　“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与他者进行交流，是困扰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问题。”单波表示，由此展开对我能够交流吗、“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平衡、如何面对媒介的双重文化角色等问题的追索，可以打开跨文化传播的立体思维，发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

　　“跨文化传播学难以回避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疑惑。”单波表示，作为文化隐藏职能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等，无不蕴含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心理学方法在分析跨文化传播现象方面有着特殊的价值。我心与他心如何沟通；如何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类传播行为；如何探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族中心主义某些可能的根源，这些都是极具探讨价值的问题。

　　培育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

　　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走向精细化、语境化，发展出更加成熟的研究范式，在许多领域有了新的进展。

　　姜飞介绍，从国际上来说，跨文化传播学从关注不同文化语境下人的处境开始，研究作为这样的“人”的个体、群体、国家或组织层面上的文化传播，到逐渐融汇多元学科理论，将来自现实的问题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抽象化，上升为一些开放性的理论模式，在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和提升。

　　单波认为，跨文化传播学未来建构的重点在于：其一，搭建多层次的跨文化研究结构，在文化间、交叉文化领域、超越文化的层面拓展理论内涵；其二，展开跨文化政策研究，推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跨文化政策沟通与协调。他建议，加强对文化适应的影响要素、文化冲突的影响因素、扩展媒介使用与文化适应的关系、媒介的跨文化传播角色、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化适应、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国家差异与个体差异等议题的研究。

　　“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同时需要治史（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立论（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取实（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姜飞表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事例，如汉代张骞、班超通使西域等；中国也有自己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思想，如“和而不同”等。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生态建设，是中国学者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