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数字化研究，无论是数据库建设，还是教学、公共资源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可喜成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学界进一步推动古籍数字化研究和发展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古籍数字化向纵深挺进

　　近年来，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古籍数字化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在9月17—18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可见一斑。比如，人工智能对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影响、移动终端古籍数据库的研究与设计、中文古籍版本识别、中文古籍非常规字形识别（诸如手抄、印章、书法等）、中文古籍图形数据库建设、基于自动比对和自动排版的古籍大规模整理出版、古籍数字化教学与实践、古籍数字化公共资源研究、中医古籍数字化研究等。

　　这场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京共同主办的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埃及、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海内外多所高校及科研、出版、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旨在为中文古籍数字化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

　　自2004年开始，首都师范大学陆续成立了全国高校系统第一个电子文献研究所，创立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数字文献学”，建立数字文献实验室，提出面向中小学的“数字国学馆”的理念，并研发出“中国文学地理学信息平台”和“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究平台”。其中，“中国文学地理学信息平台”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所构建的应用平台，根据用户的研究需要，可以创建一个时间、地点、人物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究平台”利用计算机可完成小说各种版本的自动比对，包括文字比对和插图比对。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团队研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则可以通过构建集人物、作品、时间、地点、事件五要素于一体的多维地图，一目看尽某作家一生的行踪，某时段所有“在场”作家的活动，某地方所有“相关”作家的活动，从而跳脱出限知视角，转换成全知视角。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表示，人工智能对古籍整理的影响，意味着不久的将来，许多古籍方面的专业工作，诸如标点、校勘、翻译，甚至考证、分析、研究等，都有可能被机器逐一取代。

　　展望未来，与会学者认为，运用人工智能，古籍数字化将有可能取得四大突破：一是突破语言限制，实现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自动翻译；二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历史场景的虚拟重现，以及历史人物和事件在虚拟时空中的自动联系；三是突破专业限制，实现古籍的自动点校；四是突破思维限制，实现对重大学术课题自动进行数据挖掘和逻辑分析。

　　“文字传播载体的每一次改变都得益于科技的革命性进步，从早期的简帛，到后来的纸张，再到现在的电子媒体，古籍文献的传承形式一直在变。在人工智能时代，古籍数字化必将大有可为，跨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表示。

　　构建数字人文研究体系

　　古籍数字化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沈文凡认为，借助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有望破解隐藏在上古文字、神秘文化、诗词曲赋中的文化密码，进而探寻祖先们的精神世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认为，古籍数字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通过古籍数字化构建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体系，需要学界认真思考。

　　古籍再生保护背景下的古籍数字化课程建设问题也备受学界关注。与会学者认为，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古籍数字化不仅涉及传统古籍整理的知识和技能，诸如版本、目录、校勘等，而且还涵盖当前最成熟的信息技术，包括古籍专用光学字符自动识别技术、汉字字符集编码、古籍数字化图像处理、元数据标准、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等。古籍数字化课程群应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文献数据库设计、数字文本处理、古籍数字化、文献复制技术、图文设计与制作、古籍信息系统开发、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文化市场营销等，应开展古籍书目信息著录、古籍数据采集与加工、古籍文献仿真与复制、数据库产品推广等方面的专业教学。

　　古籍数字化从兴起到兴盛，见证了信息技术对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巨大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复全表示，数字化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宝库，让那些记录在竹帛纸卷上的文字重新被唤醒。乘着数字化的翅膀，古籍可以轻易摆脱束缚，真正为大众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