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一年一度暑假，各地博物馆成了大中小学生假期“充电”的好去处。通过参观了解文物及相关信息，丰富了参观者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与认知。鼎、鬲、甗、簋、簠、觚、卣、尊……这些名称各异的古代器物按照不同的功能分为礼器、炊煮器、水器、酒器……让参观者好奇的是，时隔数千年，今天的研究者是如何确定这些文物的名字、功能的？事实上，研究古代文物名称与功能的名物学不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学术史传承，如今也依然是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博物馆学等学科中一项基础研究内容。学者表示，汲取了现代学科方法的名物研究焕发着新的生机。
发现“物”中故事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考证，最早出现“名物”一词的《周礼》，旨在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从北宋的金石学开始，系统的名物研究传统逐渐建立起来。
随着封建礼制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名物学一度式微。在近现代考古学兴起后，名物学获得了新生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认为，对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古代器物的正确命名，并对其功能、性质予以合理的认定，是我们通过这些古代遗物正确认识古人的行为、观念与研究古代历史的基础。
“文物作为原初的‘物’，以它的用途服务于人，也以装饰、造型等审美因素愉悦时人的目光；作为‘文’物，它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在扬之水看来，今天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名称和用途的“名物研究”就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
扬之水提出，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古典趣味之外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由“一叶”而“知秋”。她表示，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考古学的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提升层次以及研究内涵，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
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
我国学界在对器物的命名、分类、确定功能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研究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告诉记者，目前最能肯定其原有名称的定名依赖于器物的“自名”。徐良高解释说，在古代，尤其是青铜器上往往刻铸有铭文，在有些铭文中会有对这件器物的称呼，比如，“作某某簋”、“作某某鼎”等等，这类器物的命名应该说是最符合其古代称谓的。
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器物上并没有自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侯卫东告诉记者，对于古代文献中明确记载器名、经过考证比较合理的器物，如鼎、鬲、爵等，同时在宋人金石学著述中有图形，就可以根据文献记载比对命名。
徐良高介绍说，根据文献的记载或来自前人的命名，除了根据《仪礼》《说文解字》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沿袭宋人定名体系，少数情况下还可参照甲骨文、金文中记载的一些物品的字形，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对照字形与器物实物，可以确定一些器物的名称，如尊。
对于史前时期的器物命名，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可以对照，通常是以考古学为本位，约定俗成。严志斌介绍说，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有一套基于器物形态的专业术语体系，比如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新石器时代借鉴了一些现代生活经验，比如将各类陶器命名为陶碗、陶罐……而对其分类和功能的判断等定性研究则需要更多考古学手段，比如通过对其附着物的检测，判断其为水器或者酒器。
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永所说，在考古实践中，器物命名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名称所包含的信息更全面和准确，一般包括时代、主要特征、技法工艺和功能。
制定命名标准
学界在定名方法上基本约定俗成，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对金石学以来的器物命名的系统性总结，备受学界认可和推崇。然而事实上，受访学者也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会出现争议和诸多难解的谜题。
据徐良高观察，器物命名方式与命名者对器物功用与性质的认识有关，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最难的是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样器物名称不同，不同器物名称相同，都容易引起学术研究和公众认识的混乱。尽管有人提出如某种编码系统的新定名办法，但太繁琐，与器物的功能、性质认识脱节，且缺乏与当代人的亲近感，难以实现“由物及人”。目前沿用旧有名称和通俗名称，强调名称与功能关联性的传统器物命名法和名称体系仍是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严志斌认为，对古代文物的命名和功能的判断应该严谨慎重。因为一旦命名往往涉及定性，影响对更多历史事实的判断，影响此后的研究。徐良高提出，对考古发现的各类器物进行命名、分类，确定其功能等，需要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以及当代生产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能够参照人类学所提供的相关知识，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古代器物功能、用途与年代进行深入分析，将更为理想。此外，考古学界还应制定某种共同遵守的器物命名标准与规范。
谈到博物馆中的文物展示说明，严志斌认为，不宜作粗疏的分类和功能定论，最好是能提供相关的原始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