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兴起、发展的历程，恰与改革开放同步，即将迎来40年。所谓“四十不惑”，虽然是指个人的成长，但对一个学科，用来形容其走向成熟的状态，似也贴切。

　　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整体规模和质量方面，已达到可与许多兄弟学科比肩的水准。仅举几例：一是专业期刊论文的年发表数量，从1979年的近300篇增长到2013年的3万多篇，增幅逾百倍；二是专业期刊论文的被引率，从11%（1979—2007年），提升至31%（2008—2013年），这已高于中国整体文科的平均水准；三是最新的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数，2017年新闻传播学为161项，在23个学科中，居第11位，超过了政治学、理论经济、外国文学等12个学科。

　　可见，这一学科在中国的长足进步，使其业已具备了一个成熟学科的基本形貌。 　　

　　传播学自身的三大特征　　

　　对一个学科来说，40年时间很短，那么，中国传播学何以达致如此迅捷乃至惊人的成效？这首先得益于其自身的特征，主要为：

　　科学性。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传播学具有与生俱来的科学性，其学科目标和存在价值为：探索人类社会的各种传播现象以及隐藏其中的规律。也就是说，与人文学科不同，它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澄明普遍性的规律，而不在于发掘、表现特殊性的个案。

　　交叉性。传播学的交叉性十分突出，由于传播本身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或曰基本行为，无论是衣食住行、士农工商，还是政经社文、琴棋书画，举凡人类的思维、表达和行为，无不依托于传播（亦即信息交流），方能实现。为此，传播学的健全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滋养、支持，反过来，传播学也可以启发、帮助其他学科。

　　这里，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即，似乎交叉性是传播学，或与之类似的新兴学科特有的性质。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是彼此联系的，随之，以这些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互相交叉的。只不过，相对于“纵向”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作为“横向”学科的传播学（类似的还有管理学、符号学等），其交叉性可能更为显著。

　　时代性。传播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诚然，每一个学科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否则就不可能诞生，或因过时而被淘汰。相比之下，有些学科确实更直接地回应了当下情势的急迫需求，如传播学，就因大众传播阶段、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的接踵而至，遂成为了一门持续发展的热门学科。

　　传播学发展的四大动力

　　如果说，以上特征可视为传播学发展的内因，那么，内因还必须结合外因才能发挥功能。总体而言，外因即社会需求，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层面，主要体现为新闻改革的驱动。20世纪70年代末，新闻机构开始认真反思“文革”期间违背传播规律的沉痛教训，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都渴望深入了解传播规律。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于1982年访华，传播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传播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媒介、信息、受众、反馈、效果等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迅速普及开来，使传播研究和传播实践的面目一新。

　　二是经济层面，尤其是市场能量的释放。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一度陷于困境的传播学避免了夭折的命运，不仅对包括媒介机构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带动了媒介经济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领域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级学科，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从此，传播学的发展就驶上了快车道，先后设立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重点研究基地、全国性研究团体等。

　　三是技术层面，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崛起的冲击。进入20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给传播学带来新的机遇，使之进一步成为备受青睐的“显学”。一时，网络舆情、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公共空间、网络治理等，成为业界、学界的关注热点，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并波及组织沟通、大众传播的转型，其实际意义和研究价值已大大超出了传播领域。不可否认，由于互联网的本质是传播渠道和交流工具，因而，传播学理所当然地在这一“学术风潮”的中心占据了一席之地。

　　四是文化层面，特别是软实力提升的期待。近1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必然地开始呼唤文化层面的支撑。于是，中国文化、学术、媒介、影视等如何“走出去”的课题被陆续提出，并付诸实施。这一战略转向意义重大，行将左右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走势，于传播学而言，将大有作为。

　　传播学面对的主要问题　　

　　回顾中国传播学的40年经历，成绩显著，先后推动传播学成长的四个动因强劲有力。当然，先出现的因素并未消失，而仍以各种形态存在，并与后显现的因素相互作用，发生叠加效应。可以预期，这四个外部条件必将长期存续，从而给传播学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站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传播学界理应审慎反思自身的问题，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一是加强学习。引入传播学要经历三个阶段：学习、应用、创造，但实际上，其先后次序并非绝对，而是交替运行、互相促进的。尤其是学习，实应贯穿始终，以辛勤的学习来供奉有效的应用和出色的创造。无论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前沿研究，我们有多少人的学习已达到了“既深又透”的境界？如若不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加倍努力学习呢？

　　二是加强规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说常新的话题，涉及理论素养、方法训练、教育改革、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概而言之，当前较为紧要的问题有：克服虚夸习气，倡导严谨学风；匡正固步自封、唯我独尊的“井蛙”和“夜郎”心态，弘扬锐意创新、兼容并包的多元视野和宽广胸怀；改变各说各话、互不交锋的沉闷局面，培育平等对话、百家争鸣的学术社区。

　　三是加强合作。如上所述，传播学具有突出的交叉性，因而，更应自觉地发挥跨学科性强的优势。就内部而言，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自应互补相融，就外部而言，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信息科学等，都与传播学大有关联，可资借鉴。另外，从空间角度看，如何加强与国内同人、国际同行之间的各种合作，尤其是高层次、高水平的合作，也是一个急需探索的课题。

　　综上，即将跨入“不惑”之年的中国传播学，可谓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前景可期，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对传统的传播理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换言之，对苦于创新不易的传播学者来说，这正是深入丰富实践、破除条条框框、尝试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我相信，未来十年，很可能是中国传播学人通过智慧和勤劳而作出突破性的理论贡献、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时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